Soho厂与新加坡商人代币

(英国)Major F. Pridmore/D. Vice 本站翻译

原文分两次发表于Numismatic Circular杂志1980年9月号第302页与1981年1月号第3页


译者前言
  本文为F. Pridmore先生的遗作,原文分两次发表于Numismatic Circular杂志1980年9月号第302页与1981年1月号第3页,1981年1月号的第二部分为根据遗稿整理,其中对当时的情况描述如下。
  “在Major Pridmore先生去世时未能完成这篇文章,他也未能提供插图8和9的照片。插图7如后,插图8背面为双旗,插图9背面为单旗,并无关于它们正面的描述。他原本的插图10和11已经被重新编号为8和9。
  Major Pridmore先生也已经着手第三部分。如果在他的文稿中能找到并且内容充分的话将会在之后发表。—H.L.”
  很遗憾之后并没有第三部分的发表,即使第二部分也缺少了注释和部分插图。
  本文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对Boulton基金会保留下来的Soho厂资料的研究,在F. Pridmore《1786年-1951年的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钱币》一书的认识基础上,对新加坡商人代币相关的各细节做了重要的拾遗补缺工作。


插图1
英国东印度公司苏门答腊钱币(1804年) 1823年发行的减重版4、2、1 Keping

第一部分 1823年-1830年
  在1962年斯宾克出版的《英联邦国家钱币第二部分:亚洲领地》的第147到170页上,记录了新加坡商人在1829年到1853年这段时期发行的供马来群岛地区使用的代币。在1968年斯宾克出版的《1786年-1951年的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钱币》的第68到152页,有更详细的细节说明和目录列表。
  通过考文垂的D. Vice先生的研究,在伯明翰的Matthew Boulton基金会的管理者提供的Soho造币厂文件中,发现了与此系列中工艺较好的部分代币的制造和供应相关的一些信件和日志条目。其他文件的副本及已发表的参考文献也有助于搞清楚这些代币的发行情况,希望本文能够对既存的信息有所补充。

此类代币的传入
  原本在1950年-1952年进行的研究认为商人代币的发行开始于1828年-1830年的时期。同时推测最早的代币类型是仿制或者说伪造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苏门答腊1804年1 Keping铜币以及荷属东印度1826年1/4 Stiver铜币。从新发现的信息来说,最早的商人代币为“斗鸡”图案的2 Keping及1 Keping,在1832年投入流通。主导此事者现在看来应该是一位名叫John Colville的苏格兰人。
  根据他给R. Boulton先生的信,从偶尔提及的会面或者商讨对象以及某些其他描述来看,他对马来群岛十分了解,与当地土著头领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伦敦、利物浦和新加坡商人群体中也很有名望。很不幸,既未发现任何他个人的细节资料,也没有找到关于他的商业活动的当代参考文献。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1827年的新加坡工商名录大全上,但是在《东印度登记名录》中的海外代理条目下列出了一位J. Colville先生,为1819年-1839年间在Anjeer(爪哇)的代理。这个人看来就是本文要讨论的John Colville先生。在一封1834年3月11日从伦敦写给Boulton的信中,Colville提到一次会议的参与者是“Prince先生[1],目前我们在新加坡的主管,他曾在苏门答腊旅居40年之久” 。鉴于Prince先生是一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而被称为“我们目前的主管”,这就暗示了Colville同样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从而支持了他是公司在Anjeer的代理的推测。在他1831年-1833年回到英国时,他的信件表明他在爱丁堡渡过了一些时间。作为苏格兰人这很自然,但是他的名字暗示他与苏格兰贵族Lord Culross有亲属关系。1841年的《东印度登记》中记载了the Right Honorable John Colville, Lord Culross是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
  Colville与Boulton的书信往来集中于3个时期— 1825年、1831年及1834年。1825年只有一封信,1831年的相关文件则主要是Boulton商业日志上的条目,大量的信件是1834年的。但是其中已经有充分的信息可供解决Soho造币厂制造的新加坡商人代币的次序和数量问题。
  1825年。这一年只有一封Colville在一月份写给Boulton的信。其内容如下:
伦敦1825年2月25日
亲爱的先生
  承您18日赐信,我据此计算之后很遗憾地发现那种合金钱币的成本过高,使得我能得到的利润太少,而不值得我为此花费时间。从费用上来看,我想我应该放弃这些钱币。不过为了确认,我希望冒险单独尝试一下小规模制造那种铜币—
  我已经说好明天前往Bath访问一位生病的朋友,希望星期三上午能有机会在您家见面,届时我会在Soho恭候大驾。
亲爱的先生
您诚挚的
J. Colville
  信件的内容表明Colville向Boulton请求提供报价,其中包括了两种钱币或者代币。其中一种为铜质而另一种是合金材质的。从后几年的书信往来看起来,合金材质的钱币是打算由银和另一种金属组成合金使用,但是Boulton的报价显然太高,如Colville所说他所能得到的利润率与风险相比并不值得。但是他仍然有意单独制造少量的他所提议的铜币进行尝试。
  在Boulton的文件中并未找到与1825年Colville提议的钱币相关的后续信件、日志条目或者合约文本,就作者所知也没有哪种钱币可以归类为Soho造币厂在此期间为马来群岛制造的。


插图2
时间标为AH1241年(即公元1825年-1826年)的斗鸡代币

  有一种非常罕见的1 Keping代币版式带有G类正面“斗鸡”图案和日期(AH1241年即公元1825年-1826年),见《英联邦亚洲领地》第162页第25号,或者《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第129页第60号,并不能作为1825年-1826年有过“斗鸡”代币的证据。这种钱币并非Soho造币厂的产品。正如以前所描述的那样,AH日期1241年只是一种错版,原因是模具制造者没有完整地把阿拉伯数字完成(完整的AH日期应该是即1247),或者是从制作不佳的样品上翻造时误把数字写成了
  Colville的合金钱币有可能是一种质量低劣的荷兰银质2 Stiver的仿制品,当时这是当地广泛流通的小银币。铜币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1804年苏门答腊1 Keping减重版的复制品。后者在新加坡很常见,1824年11月新加坡收到了成吨的原本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殖民地定制的这种钱币。
  我们认为1825年Colville提议的钱币并未制造。这两种钱币从技术上说都可以归类为对荷兰政府或者英国东印度公司官方钱币的仿制品或者说伪造品。当1825年2月2日Colville在Soho与Boulton会面时,这一点成为他们对话的主要内容。关于合金钱币的问题,Boulton要求Colville提供证明荷兰政府对于他们的钱币在英国的私人造币厂被仿造并无异议,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苏门答腊钱币他也提出了同样的条件。

带1804年份的苏门答腊钱币
  在1819年2月新加坡殖民地建立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群岛地区有两处殖民地曾经发行钱币—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及其属地,以及槟榔屿。1804年公司为苏门答腊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铜币,这些铜币是由M. Boulton的伯明翰Soho造币厂制造。据Soho造币厂的日志记录,这批订货是在1803年12月30日到1804年4月28日之间分几次发送去伦敦的。交货的数量如下:
  4 Keping 重200格令(12.96克)— 1,389,885
  2 Keping 重100格令(6.48克)— 2,817,430
  1 Keping 重50格令(3.24克)— 5,567,800
  根据1814年8月13日的英荷协定,当时在英国控制下的爪哇和马六甲将会交还给荷兰,1816年8月19日进行了移交。时任爪哇副总督的Thomas Stamford Raffles爵士成为苏门答腊明古连殖民地的副总督(1818年-1823年)。Raffles在他的任职期间达成了非凡的成就,他最突出的功绩是在1819年2月创建新加坡殖民地,在建立后的最初几年新加坡是明古连的属地,其事务由Fort Marlborough的副总督管辖。当1823年Raffles放弃了对新加坡的管理权后,对新殖民地的控制就由明古连转到了孟加拉。
  在一封1821年12月26日明古连发出的邮件中,Raffles提及了即将对新加坡的访问并记下了他对新殖民地的想法和计划。他指出英国产品推广到暹罗、交趾支那、Topan等各处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这就要通过新加坡,还有英国铜币在群岛地区的广泛流通。(伦敦1830年版《Thomas Stamford Raffles爵士的生活与公共服务》第506页)
  Raffles把他鼓励英国铜币流通的计划在群岛地区付诸实施。这可由一封1822年8月12日给Soho造币厂的R. Boulton先生的信件得到证实,此信是由孟加拉的工程师Lr. William Nairn Forbes寄出的,他曾在1819年12月被派到英国监督为新加尔各答造币厂订购的机器的制造情况。他在1823年返回了加尔各答。在信中Forbes对Boulton先生说:
  “我在印度这里询问得知Stamford Raffles爵士有最紧急的请求,他想要一种大型铜币供给明古连和邻近的岛屿——称希望公司每年能有效地提供价值10,000镑的这种钱币。我向Robinson先生说起此事,并在他看这些文件的同时问他询问赶上时间能否将这笔订单交给Soho,以便能从最好的意义上向Canning先生和议员们展示您的造币厂的价值。他看来赞同我的建议,并说他会研究此事。但是之后我听说Thompson先生认为不应该送钱币去明古连而主席也同意他的意见,所以也有可能最后什么都不做。”
在1822年10月17日的另一封信中,Forbes告诉Boulton:
  “他们在秘密会议上有多番讨论,我终于能够探知其中的部分重点。首先尽管总所周知受到了反对,他们还是计划马上请您为明古连的钱币报价,如果报价合适,会立即发出订单,我相信数量为6,000镑左右。”
  1822年信件的这些摘录说明了1804年4、2及1 Keping钱币减重版(《亚洲领地》苏门答腊第5、16、22号)的制造目的,还确定了这些钱币是1823年根据东印度公司订单由Boulton生产并提供给Stamford Raffles爵士。并且相当有力地说明了这些钱币主要是供应新殖民地新加坡,然后是苏门答腊的Fort Marlborough属地。
  Boulton的商业日志在1823年4月7日条目下有如下记录:
Soho April 7 1823
The Honble East India Co            CR to Sundries
For 308 Casks of Copper Coin for Sumatra, delivered at the Company's wharf, Somers Quay, Upper Thames Street. Carriage & Casks free Viz.
1 to 132 inclusive each Cask containing 336 rouleaux of 106 pieces per lb excepting No 132 which contains 321 Rouleaux & 38 pieces.
Ton. Cwt. Qr. lb. oz
Nett Wt of Copper 19 ,, 14 ,, 2 ,, 26 ,, 8
at £152 per ton .. .. .. .. ..
3,000-,,-,,
133 to 223 inclusive each Cask containing 336 rouleaux of 53 pieces per lb excepting No 223 which contains 227 rouleaux & 37 pieces.
Ton. Cwt. Qr. lb. oz
Nett Wt of Copper 13 ,, 11 ,, 2 ,, 16 ,, 8
at £147.5 per ton .. .. .. .. ..
2,000-,,-,,
224 to 308 inclusive each Cask containing 672 rouleaux of 212 pieces per lb excepting No. 308 which contains 740 rouleaux & 5 pieces.
Ton. Cwt. Qr. lb. oz
Nett Wt of Copper 13 ,, 14 ,, 3 ,, 3 ,, 0
at £157 per ton .. .. .. .. ..
2,000-,,-,,
£7,000-,,-,,
  根据所使用的铜的净重,三种面值的钱币制造量分别为:
4 Keping 重132格令(8.55克)— 1,612,498
2 Keping 重66格令(4.28克)— 4,686,313
1 Keping 重33格令(2.14克)— 6,049,420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重复使用苏门答腊钱币的设计竟然被批准是很奇怪的。早在1820年7月在伦敦就已经进行了英荷双方的初步讨论,以解决在T. S. Raffles爵士1819年在新加坡建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新殖民地之后双方在马来群岛的分歧。这次讨论在1820年8月中断,之后1823年11月谈判重开,当时除了其他措施一个重要提议是以新加坡和马六甲对换勿里洞和明古连。从Forbes在1822年8月12日信件中的描述来看,很明显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部分成员了解与明古连的未来有关的动向。尽管受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强烈反对,1824年3月17日缔结了英荷协定将提议变成了事实,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苏门答腊的所有领地都转给了荷兰。1825年3月1日进行了移交。
  到底有多少减重版被运到了明古连还是个未知数。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22年-1825年之间的海运记录来看,只有两艘从英格兰出发的船只目的地是苏门答腊。其一在1822年太早了,另一艘在1824年5月Layton号(船长为David Miller)驶往加尔各答和明古连,并在1825年8月返回英格兰。这艘船可能携带了减重版钱币,但是考虑到1824年3月决定的将明古连向荷兰移交已经近在眼前,值得怀疑这艘船是否曾在明古连卸下相应货物。
  关于此事一个有趣的记录是C. B. Buckley的《新加坡陈年逸事》新加坡1902年版第165页,此书中记载称在1824年11月“十吨为明古连制造的铜分币抵达新加坡,合计价值$11,840”。从这里的描述来看运到的钱币是分币,如果这个描述正确的话,应该是指苏门答腊4 Keping,在明古连400 Keping折合1元。但是,在作者在新加坡收集钱币的三年(1950年-1952年)中发现了许多减重版苏门答腊1 Keping(33格令),而4 Keping和2 Keping则只是偶然有发现。所以作者相信Buckley使用“分币”一词只是作为统称,实际运达的钱币中应该大部分为1823年制造的1 Keping,这些钱币从伦敦直接运到新加坡以部分满足J. Crawford为当地提供小额银币和铜币的紧急要求。
  在新殖民地流通的常见小额硬币是荷兰的2 Stiver银币和荷兰Doit即1/4 Stiver铜币。1823年在新加坡Doit的价值是300枚折合1元,当地官员迫切希望孟加拉管区当局能够发行类似于这两种荷兰钱币的小银币与小铜币(参见《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钱币》第二部分第28-31页及附录十)。
  苏门答腊的1 Keping硬币大小和重量都与荷兰Doit大致相同。正面为东印度公司徽标及币文EAST INDIA COMPANY 1804,背面只是以马来文给出了面值及年份。因此,除了其原本发行的明古连之外,只要符合当地的钱币标准也可以在群岛地区的任何殖民地使用。在新加坡其兑换率为300枚而不是400枚折合1元,董事会一定是决定送去他们认为最方便合用的1 Keping给他们的新殖民地新加坡,而不是将这些钱币送回给Boulton回炉。
  关于苏门答腊钱币及其在新殖民地流通的记录说明了为什么迟至1837年原供明古连发行的铜币仍然被新加坡财政局官方认可为合法通货(Buckley第318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成为后来新加坡商人发行代币时1 Keping是主要的模仿对象之一。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测Colville在1825年对官方钱币的仿制尝试失败了,因为Boulton拒绝参与生产一种“伪造”钱币。


插图5
2 Keping斗鸡代币

插图6
1 Keping斗鸡代币

第二部分 1831年
  Colville于1830年底或1831年初回到英国,不管他另外还有什么生意,至少提供马来群岛流通用的钱币在他的任务中是十分优先的。Boulton的文件中包含了一份1831年2月8日的记事,其中称Colville的住所是在该市西部的某处,但是他的通信地址是78 Queen Street, Cheapside,这是他在伦敦的代理:
Alexanda BALMANNO & CO. Merchants
  从之前1825年与Colville的交往中,Boulton已经对他的客户的诚实品性和商人名望有所了解,在2月8日之前两人应该已经有过通信,Colville一定在其中请求Boulton提供制造代用币的报价。Boulton的回复让他满意,而在月底的时候Soho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这笔订单的设计。这种钱币的进展依次如下:
1831年3月7日 这种钱币的草图发给了Colville确认,包括——
  草图1 斗鸡图案以及Colville提供的阿拉伯文字
  草图2 供背面使用的阿拉伯文字——由Colville发给Boulton先生的钱币复制而来
  草图3 Boulton于1804年为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钱币的背面图“非常相似,有可能更正确”
这种2 Keping面值的钱币是基于荷兰1827年硬币的重量定为62格令,当时也决定要制造1 Keping面值的钱币重32格令,但是沿用与荷兰钱币同样的大小。Boulton的商业日志记录了一笔正式订单定制12吨代用币,其中——
  3吨2 Keping面值以及
  9吨1 Keping面值
1831年6月16日 从Soho寄给当时在伦敦的Boulton先生的一封信中,通知他有两枚大型钱币的样品(面值2 Keping)已经送给Colville。小型钱币(面值1 Keping)的模具还没有完成,但是三台压印机已经接近准备好开工,一台从星期一(6月20日)就可以开始制造。
1831年7月5日 Colville通知Soho这些钱币准备装运用的木桶上要写明C/Copper Tokens/A. L. Johnston & Co/(编号)发送给John Colville
1831年7月16日 Soho给在伦敦的Boulton的信中告诉他预计给Colville先生的3吨2 Keping钱币可以于周六(7月23日)发运。
1831年7月23日 Soho这天的日志表明当天发运了20桶的2 Keping钱币去利物浦以装船去新加坡。
  装运明细表明这些钱币每磅为106枚(每枚66格令),被包装成53枚一卷,每桶装672卷,只有第20号的桶为705卷零16枚。净重3吨,每吨134英镑16先令6便士,总价402英镑19先令6便士。(注:原文如此,应为404英镑19先令6便士)
1831年9月15日 另一条日志记录表明当天发运了20桶1 Keping钱币去利物浦装船。
  装运明细表明这些钱币每磅为212枚(每枚33格令),被包装成106枚一卷,每桶装672卷,只有第20号的桶为720卷零70枚。净重3吨,每吨148英镑6先令6便士,总价444英镑19先令6便士。
1831年10月13日 Soho给伦敦的Boulton的信中报告了这些钱币制造的进展。
1831年12月24日 日志表明当天将1831年Colville订单剩余的部分发运去了利物浦,包括40桶1 Keping钱币。
  装运明细与9月15日基本相同,除了最后一桶(第60号)为744卷零68枚。这条日志还记录了准备和雕刻斗鸡正面和两种背面的模具的费用估价为14英镑14先令。净重6吨,每吨148英镑6先令6便士,总价889英镑19先令外加模具费14英镑14先令。

制造数量和成本
根据日志条目表明1831年订单为:
  2 Keping面值的3吨,714,085枚每枚66格令
  1 Keping面值的9吨,4,286,778枚每枚33格令
总成本包括模具费用为1,752英镑12先令。

发行者
  根据前述资料尚不清楚J. Colville最初定制的这些钱币是为他自己还是他所代表的投机商团。这次的制造是由新加坡A. L. Johnston & Co.委托的,他们可能是Colville的代理,也有可能Colville是代理这家商行定制这些钱币的。A. L. Johnston & Co.是新加坡殖民地早期的欧洲商行,最初在1819年由苏格兰人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创立。1822年另一位代用币发行者C. R. Read(参见后面的描述)从明古连加入成为合伙人。Johnston在1841年12月离开新加坡并在1850年在苏格兰去世。1841年1月C. R. Read退出但是他的儿子W. H. Read取代了其父的合伙人地位。
  从1835年3月19日时任新加坡地方议员的R. F. Wingrove的报告中或许可以找到最初这种代用币发行者的线索,摘要如下:
  “1832年私人投入流通的代用币一面以马来文写着"Satu Keping",表示一种薄小的铜币,现在一般被称为Doyt,另一面的图案古怪,是一只斗鸡,我推测是表示马来人喜爱的斗鸡的倾向,还有"Tanah Malayu"表示马来国家。一种更差的钱币是仿造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铜币,去年也已经有广泛的流通。”
  Wingrove作为地方议员一定很了解1832年代用币发行的源头。当时(1832年)在新加坡有大约20家欧洲商行,17家英国的、1家葡萄牙的、1家德国的、1家美国的以及3家亚美尼亚人的。这些商行大部分都是委托代理商,他们从欧洲商人接收托运的货物并且将在新加坡从中国商人处采购的东方商品运回欧洲。但是,A. L. Johnston & Co.和另外一两家既做欧洲商行的代理生意,也直接自己进行进出口的贸易。
  从这个比较模糊的证据来看,看起来最早制造代用币(斗鸡图案)的新加坡商人应该是John Colville,而其发行是由当地主要的商行A. L. Johnston & Co.进行的。

  这种代用币的发行取得了成功,其他商行和个人很快群起效仿,或作为代用币的直接进口者,或作为英国投机者的代理。Boulton的文件说明了一些有趣的细节:
1833年5月27日
  Soho的T. Robinson写信给在伦敦的R. Boulton先生,通知他有一位刚从印度回来的George Armstrong先生想知道“Boulton先生是否能够承担生产类似附上的样品的钱币以及每吨的价格”。附上的钱币样品“重量和图案都与这里过去生产的东印度公司钱币(每磅212枚)类似”。
  Armstrong先生被告知因为这种钱币与东印度公司钱币类似,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前Boulton先生不会接收这种钱币的订单。
1833年6月3日
  6月份Boulton收到来自曼彻斯特的Louis Schwabe的一封信,称他接到来自欧洲大陆的询价想知道订购3,000英镑到4,000英镑的Doit铜币每磅最低价格。Schwabe发来的样品钱币重36格令—每磅195枚,给他的回复称这种铜币的价格为每吨152英镑8先令外加10英镑到15英镑的模具费用。另外为谨慎起见,还附加说明Schwabes先生的欧洲大陆客户需要事先向他所在国家的荷兰政府代表申请许可。
  不难发现这些仿造东印度公司的苏门答腊1804年Keping(1823年减重版)和荷兰Doit(1822年5月3日荷兰皇家法令第78号规定的1/4 Stiver面值的铜币)的订购请求都是来自新加坡。
  George Armstrong先生1822年在新加坡建立了G. Armstrong & Co.商行。Armstrong于1847年去世,但是之后的数年间这家商行继续由他的寡妻和儿子经营,一直存在到1867年。

插图7
  曼彻斯特的Schwabe先生似乎与一家大陆(德国?)商行有联系。在新加坡有一家商行成立时名为Boustead & Co.,1834年改名为Boustead, Schwabe & Co.,这充分说明了其间的联系。很有可能是这家商行发行了“马”型代用币(插图7)。其大陆的代理得知Boulton不会仿造他们需要的荷兰钱币后另找了一家外国的造币厂来制造代用币。《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1966年)第80页有一条参考资料表明德国Schwerin的Frederich Franz I大公的造币厂曾经参与其事,而在第113页则是1834年从其他欧洲国家输入代用币到新加坡的记录。这种钱币正面的设计完全不是英国式,背面不知所云的马来文和日期,这也暗示了Schwerin造币厂可能也拒绝了仿造荷兰钱币但是对于制造这样一种与任何官方钱币都不同的代用币并无异议。
1833年6月8日
  鉴于收到这些个人或商行的对仿造苏门答腊Keping的订购请求,Boulton先生写了一封信给东印度公司主席—
  “多年前我曾接到请求制造一种供应苏门答腊岛的铜币—不仅带有贵东印度公司的徽标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与Soho过去制造的东印度公司钱币相类似。当时我询问了贵公司主席,并遵照他的忠告拒绝了制造此种钱币。但是我提及的那些人还是在国内大量生产出口与前述类似的钱币,近日除了他们还有其他商行都有向我问及委托制造同类仿造钱币。
  所以我谨此询问当前我是否可以接受前述当事人的委托,当然我仍然会遵照尊敬的主席您的意见。”
  并未发现有给这封信的回信,但是我们可以切实地假定东印度公司仍然希望Boulton拒绝类似的仿造其旧苏门答腊钱币的委托,因为当时这些钱币仍然在新加坡殖民合法流通。

设计(1831年3月7日)
  马来斗鸡的正面草图很明显是与Colville的要求有关,币文“Tanah Malayu”的文字也是他提供的。这种斗鸡的设计最后成了新加坡商人发行的代用币中最为流行的正面设计,追寻其来源很有意思。
  在《亚洲领地》第159到160页目录第17号的铜币正面为带有鸡冠的公鸡,背面则是地名“SUSU”和年份1804(插图8、9)。相关说明中将其归为苏门答腊古老亚齐王国的西海岸港口Susu,尽管这种钱币并不属于新加坡商人代币的系列,看起来其确实有可能是新加坡商人代币“斗鸡”系列设计的原型。更细节的说明在《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第91到94页,第95到99页提出了采用“斗鸡”设计的另一个可能原因,但是仍然值得相信Susu钱币是灵感的来源。
  在Boulton的文件中有两封1803年的信件与Susu钱币有关。第一封是1803年8月26日由伦敦Fenchurch Street的David Jennings先生写给M. Boulton的:
  承Weston先生好意承诺为此信担保并将我介绍给您,我希望向您询问一件关于订单的事。一家与我有很多商业往来的机构有一件订单,尽管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不该用无谓的小事来打扰您,但是我还是觉得交给您来做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合适。这是一个来自印度的订单,有如下条款:
“一种类似于国内半便士的铜币。一面为作报晓姿态的公鸡,另一面(以下缺失)
需要边廓。其大小应介于半便士和法新之间,需要提交100枚及模具,必须制作精良。”
  我的理解是有印度当地的王子打算发行他自己的钱币。我不认为这会构成对东印度公司任何独占权益的侵犯,您可能已经习惯制造类似的钱币——我的朋友在交谈中说他明白公鸡会被放大。
  我迫切地希望能够早日得到您的答复,无论您做这个订单是否有困难,还请提供相关的报价给我,我会马上给您进一步的说明。
Fenchurch Street.
您恭顺的
1803年8月26日
David Jennings

插图8

插图9
(两枚都有放大)
第二封信的日期为1803年8月31日Soho发出,是Boulton的回信
Soho 1803年8月31日
David Jennings先生
  承您26日赐信,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很乐意做您的订单。这并不会与东印度公司发生矛盾而影响我的生意。确实我与东印度公司有约定所有他们的钱币都在国内制造以防止在印度发生伪币的问题,鉴于他们指定我做他们的造币厂主管,支持他们的计划是我的利益所在也是我的责任,因此才为公司和我自己建立起这样的约定。
  现在我手头有一个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订单,由于厂里使用的模具数量众多,需要我的雕模师每时每刻投入工作。如果要接受您的订单我恐怕不得不把工厂停下来让工人都休息,才能给雕模师足够的时间忙您的模具。此外,只订做一套模具恐怕在印度没什么用处,除非他们知道怎样制作更多的模具并对钱币生产的各种技术和进展有足够的知识。
  您要订做的这套模具在伦敦也不难找人雕制。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相信除了上述理由之外对您而言其他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
您的
  上述信件为这种稀少的钱币提供了新的信息。Boulton收到的需求是“一套模具”加上一百枚左右使用该模具制造的样品,而此需求是来自于一家与印度贸易有联系的商会代表Jennings。Jennings估计或者可能他得到的信息是这些模具是一位印度王子为了发行他自己的钱币而订制的,他不认为这会构成对东印度公司的权益造成任何侵犯。Boulton拒绝了这份订单而建议Jennings在伦敦制造模具。他还加上了一些相关的说明称只订制一套模具是无用的,除非负责造币的人有足够的知识与技能可以在这套模具磨损后自行制造其他的模具。
  与提供给Boulton的描述和草图相同的钱币存在本身确认了Boulton的建议应该被Jennings所接受,而模具在伦敦(?)制成。现在的问题是谁是这些钱币的发行者?我们要重新审视早期认为这些钱币是出自美国自由贸易商人委托的观点。
  C. Scholten的《荷属海外领地钱币》阿姆斯特丹1953年第127页987号的描述将这些Susu钱币归于“带公鸡图案的Doit”分类之下,类似于苏门答腊章节中。他将这些文字读作s w s w并有如下说明:
  “Leslie Ellis记录了SUSU并推测这应该是苏门答腊的一个城镇。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币文看来并不是一个单词而是4个单独的阿拉伯字母。”
  尽管这里有对释读和归属的不同观点,对于似乎没有其他的解释。是一个唇音字母,发音类似于英语的V或者U,而这些字母的组合从第一次有记录开始就被接受为表示一处名为Susu的地方。
  Lieut Colonel Leslie Ellis似乎是第一个描述了这种钱币的作者(Numismatic Chronicle第三系列卷十五1895年第145页第8号),但是之前已经有一枚出现在1892年5月4日Sotheby, Wilkinson & Hodge举行的H. Hontagu藏品拍卖中(Lot 332)。这是作者所能找到的此类钱币最早出现的记录。Ellis的新加坡及附近地区钱币藏品收集于1890到1898的时期。在1898年10月Ellis将他这部分的藏品(不包括精制币)出售给新加坡的Raffles博物馆,在1898年10月14日他给博物馆的信中说:
  “几年前我买下了英国殖民钱币书籍作者Atkins先生的所有藏品。我提及这件事是因为您可以看到在一些钱币的记录单下部有姓名和日期例如Spink、Atkins、Lincoln、Von Ende等等,这是我购得这些钱币所来自的人”
  他出售给博物馆的钱币中并没有Susu钱币,但是在1902年6月19日Sotheby, Wilkinson & Hodge举办的他的藏品拍卖的目录上,Lot 23为此类钱币的各种版式,并被归类为样币。
  如果无视Scholten对释读和归属的怀疑而接受这种钱币的币文为地名Susu,则其发行可能可以上溯到1804年(?)。
  Susu是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一个小港口,归属于旧亚齐王国。1804年亚齐国王为Johor Alam Shah(1795年-1823年在位),当他1795年继位时还未成年,直到1802年才亲政。在他还未成年的时期,身为Susu酋长后裔的Bapa Boedjang和Hadji Lebi Dapa两兄弟利用当时不安定的政治形势起而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独立的地位。前者在Taruman声名赫赫而Lebi Dapa则通过在Susu与美国人和其他自由贸易商人的大规模贸易获得了财富和权利,最终使他得以扩展权利达到Taruman、Sinkel和其他地区。
  1805年5月亚齐国王Johor Alam Shah致时任槟榔屿副督的R. T. Farquhar的信中称:“Tuanku Raja(Alam Shah的舅父)的谋反行为得到了叛乱者Lebby Dapa的支持,后者在陛下的父亲去世之后一直在Soosoo与美国商船进行贸易。在Soosoo出售给美国人的胡椒数量在过去六年中从未少于每年24万元…”。正是由于这份报告中着重强调的与美国人之间的非法贸易,才会有了过去认为Susu钱币有可能是由一些美国自由贸易商发行的猜想。
  但是,加上Jennings的信件,可以发现此类钱币是Lebi Dapa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发行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苏门答腊有若干在运作的造币厂,在1820-50时期还曾经通过新加坡商人的代理商进口币坯供给这些造币厂。在《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一书第104-107页给出了关于一家苏门答腊当地造币厂的部分细节,现在看来很有可能Lebi Dapa曾经控制了某家造币厂或者试图在Susu建立他自己的造币厂。Boulton接到的订单请求是一套模具而不是钱币本身。这说明Susu钱币是由一家当地造币厂生产的,只是使用了通过与苏门答腊有贸易联系的商人的代理人在伦敦制造的模具。
  作者已知Susu钱币有两种版式。其一使用了黑色金属(青铜?)币坯、精致、圆形并有突起的边廓(插图8),另一种使用了不规则形状的大型铜质币坯,边廓模糊(插图9)。三枚插图8的类型重量介于97.7-98.5格令之间,而两枚插图9的类型重量分别为104.4和179.0格令(Ellis的那枚为180格令)。作者曾经根据重量大胆断言较重的版式(插图9)为初期发行,而较轻的钱币(插图8)则是后来发行的减重版以降低成本从而维持或者提高利润。但是,与后来的商人代币类似,个别钱币的重量差异看来并不重要。
  1834年5月威尔士王子岛公报(参见《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来亚》第106页)上曾刊登对于亚齐某造币厂制造的假西班牙银元的警告,文中称该造币厂掌握在一名来自锡兰的葡萄牙人、两名来自马德拉斯的葡萄牙人以及三名来自孟买的本地人手中。并称这些假币模仿得“非常准确而精细”。文中没有给出该造币厂建立的准确时间,而只是说该厂已经制造钱币有一些时间,但是关于假银元很逼真并且已经有数千枚经过检查的描述表明了该厂有高效的生产能力和可以胜任的制模师。因此,如果给他们提供一套可用的母模的话,制作工作模还是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这里提到的亚齐造币厂是否在1804年之前已经建立虽然还不清楚,但是用模具打制铜币的本地工业在18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了。
  根据上述讨论以及Jennings的信件,目前看来较精致的版式(插图8)应该是用伦敦准备的模具制造的,也许其数量在随模具提供的样品数量即大约100枚(?)之内,而较大且粗糙的版式重量变动很大,应该是Susu本地制造的。无论其发行与制造情况如何,我们现在相信这种钱币的发行者是苏门答腊的独立统治者,而不是访问此地的商人。
  1793年美国人初次来到Susu,此后的很多年里这里都是他们在此地区的贸易中心,除了美国人在Susu进行的大规模贸易之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也与Susu的统治者有大规模的贸易往来。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苏门答腊西海岸始终抱有兴趣,1685年在明古连建立殖民点之后,而这个地区的其他多处商馆都归Fort Marlborough管辖。接近18世纪时,建立了一种新的贸易体系,不再通过商馆职员作为公司的代理人进行收购,而是通过独立的大商人按照合约规定价格收购胡椒。这种体系最终扩展到其他商品,逐渐地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都通过这些商人之手而进行。到18世纪末在苏门答腊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进行的私人贸易已经高度发展,被称为Natal贸易商行(Natal Trading Concern)。这家商行通过层层联系为Susu带来了大规模的贸易。其主管官员和商务决策者是Natal的助理总督John Prince先生。现在看来很有可能Prince和他的Natal贸易商行就是Jennings在他给Boulton先生的信中提到的“商业机构”。同时表明Colville可能很熟悉Susu钱币,因为“他的主管”Prince先生曾经给他看过。因此当他需要为自己的钱币寻找一种设计方案时,基于了解马来人民对于斗鸡活动的喜好,他一定还有印象斗鸡的设计非常适合于以在整个马来群岛地区流通为目的的代用币。

[1] John Prince先生于1770年出生在肯特郡的格林威治,1786年被任命为Fort Marlborough的文职人员。1790年他成为Natal(Maidment)的助理总督,1794年-1798年任职代理总督。1801年他被任命为Tapanuli的总督,1802年起负责一并管理Natal及Tapanuli。Prince于1824年4月24日接替Raffles成为明古连主管官员及代理总督直到西海岸殖民地完全移交给荷兰为止,之后他前往新加坡从1826年起成为参议会成员直到他1827年11月退休回英格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