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VOC标志钱币与巴达维亚早期华人


原文于2018年11月2日发表于“猫眼看币”



17-18世纪

的大航海历史上,荷兰的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无处不在。

联合东印度公司VOC标志


自1602年成立以来,将VOC三个字母串联而成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标志,随着船队频繁出现在东西来往的航线上,也出现在了很多地区。


比如南非——

1666年建于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城堡


比如斯里兰卡——

1660年代扩建的斯里兰卡加勒城堡


比如马来西亚——

铸造于1603年的传奇大炮Seri Rambai

现展示于槟榔屿Fort Cornwallis


比如日本——

日本绘画中联合东印度公司船只


巴达维亚华人与当地早期铸币


而在这其中,联合东印度公司在东方最重要的据点,就是位于爪哇岛北岸的巴达维亚(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人称之为巴城。


17世纪巴达维亚图景(荷兰国立博物馆藏品)


自1619年建城之后,就是联合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大本营。


联合东印度公司及巴达维亚城徽(荷兰国立博物馆藏品)


自建城之初,荷兰人即大量招揽华人,一方面通过华商形成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通道,另一方面充实巴城人口。相比当地土著,华人人口更多,通过各类税收成为主要财源的同时,巴达维亚的城市建设和各类施政措施也多有承包给华人的情形。


华人胡椒商人引自包乐史《Strange Company》


荷兰人对华人的治理采用委任华人社会中的有力华商来间接管治的方式。


1619年建城之初即委任苏鸣岗成为首任华人甲必丹(荷语Kapitein),管理华人事务。其后还分别设置雷珍兰(1678年始设,荷语Luitenanten,为甲必丹的副手)、武直迷(1640年始设,荷语Boedelmeester,华人遗产管理局长)等职。


甲必丹日常办公的场所被称为华人公堂,留下的《公案簿》等书面资料至今仍是南洋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


巴城华人公堂《公案簿》


可惜的是华人公堂记录中最早期的部分现已遗失,还原巴城早期华商的历史不得不依赖于荷兰人的文献。B.Hoetink关于苏鸣岗(荷兰文献中称为Bencon)生平的研究就是如此,而他的中文姓名则是有幸借助于墓碑才终于明确。


巴城首任甲必丹苏鸣岗墓碑现存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另一重要华商杨昆(荷兰文献称为Jan Con),至今中文姓名仍为推测。包乐史在《巴城开埠初期华商杨昆传略》中详细介绍了他的生平。在早期巴城的城墙建设和运河挖掘上他都是主要的承包商。


巴达维亚棱堡北门(荷兰国立博物馆藏品)


巴达维亚俯瞰图(荷兰国立博物馆藏品)


此外,杨昆还承包了铸币权。当时巴达维亚和周围地区流通的小额钱币主要是一种形制类似中国制钱的轻薄铅锡钱币,称为picis(也有拼写为pitis或pitjes的),类似中国制钱成串使用。因为面对英国人的竞争,1636年杨昆在铸币生意上还发生了亏损。


picis钱币


1639年杨昆去世后,他留下的债务引起了一片混乱,荷兰人不得不对主要华商重新设定了授信额度,同时华人遗产管理局的设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带有VOC标志的最早钱币


公元1644年,对于中国历史这是沉重的一年,对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来说倒是踌躇满志的一年。


在时任总督范迪门(van Diemen)的任期中,1639年,经历岛原之乱后,德川幕府把竞争对手葡萄牙人逐出了长崎的出岛商馆。1640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获得了锡兰重镇加勒。1641年,马六甲也落入荷兰人之手。


范迪门画像(荷兰国立博物馆藏品)


这一年的8月,为了能够供应小额货币,满足逐步扩大的东方各领地的需要。巴达维亚的荷兰人与华人Conjock签订合约,制造1/2 Stiver和1/4 Stiver铜币。


这些钱币的目标不仅是供应巴达维亚,同时也希望能在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其他领地流通,例如班达群岛、马六甲和锡兰。


铜币形制


这两种钱币的正面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VOC标志,上方分别以・1/2・ST・和・1/4・ST・标注了面值。背面中心为巴达维亚城徽的剑标志,环以BATAVIA・ANNO・1644。这是VOC标志初次出现在钱币上。


1644 1/2 Stiver


1644 1/4 Stiver


实际收集当中,这两种面值的铜币都不常见,其中1/2 Stiver相对容易一些,1/4 Stiver则非常非常罕见。


制造工艺


关于制造工艺,结合实物及早期华人承包制造picis的技术储备来看,应该是传统中国钱币的铸造方式,而不是西式的打制方式,因此也导致实际产品的重量差异较大。


1863年出版的Netscher & van der Chijs的《De munten van Nederlandsch-Indie》应该是最早提及这种钱币的钱币学著作,从内容看引述部分与现存荷方原始纪录完全一致,应是参考过第一手原始记录的结果。


1644年8月19日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

Netscher & van der Chijs引述部分


其他西人钱币学著作中,Moquette完全没有提及,Scholten和Bucknill多多少少都借鉴了Netscher & van der Chijs的内容。 


关于制造量,现存的各资料都没有总数——

Netscher & van der Chijs记载称,公司与Conjock的合约为由公司按照每pikol(120磅)35个8R银币的价格提供原料铜,每pikol原料铜应交货4000枚1/2 Stiver和7000枚1/4 Stiver铜币。

但是根据8月6日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相应数量为5000枚1/2 Stiver和7500枚1/4 Stiver铜币。

Netscher & van der Chijs采信的资料出处暂时不明。


无论如何,从现存1/2 Stiver和1/4 Stiver铜币的比例来看,整体制造量中的绝大部分应该都是1/2 Stiver,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有合约来执行。


1644年8月6日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交货数量部分


停止流通


关于停止流通的时间点,Scholten认为是1644年9月荷兰本土十七绅士(联合东印度公司管理层)发出禁止命令之后不久。根据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当年8月6日明确了与Conjock合约的具体内容,8月19日总督范迪门正式公告新钱币。


按照当时的航海条件,把消息在东印度与本土之间的传递决不是以月为单位的。考虑到这种铜币在锡兰也有发现,加上第二年巴达维亚克朗的制造,Scholten的观点恐怕未必符合事实。


实际上,根据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1648年1月1日才决定公布停止巴达维亚铜币流通(根据荷属东印度布告集,实际公布为1月2日)。


1648年1月1日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公布停止巴达维亚铜币流通部分


早 年著名锡兰钱币收藏家Ratnatunga曾根据Codrington的描述曾提出一个假设:在锡兰发现的重量偏轻的此品种铜币是否有可能为锡兰本地后期 重制。个人比较认同Jan Lingen的分析结论,即从现有存世品的重量上分析看不出Codrington描述的锡兰偏轻的倾向,也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存在巴达维亚之外制造的情况。


华商Conjock生平与巴达维亚克朗


作为南洋早期钱币史上的华人,Conjock是我们的主人公在荷兰记录中的称呼(有时候也有写作Conjocq或者Conjok的),他的中文姓名目前仍然未知。与苏鸣岗和杨昆不同,迄今为止他并没有得到历史学者太多的关注。


仅有的涉及这一时期的中文记载《开吧历代史记》,很可能是因为洪溪惨案中华人公堂原始资料的散佚,记载简略的同时在时间表上多有错漏,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目前为止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记录都是来自于荷兰方面。



Conjock的名字最早被提起,是1639年12月。当时杨昆死后留下的债务搞得荷兰人焦头烂额,为了防止发生类似事件,他们对主要的13名华商重新设定了授信额度。


授信额度分档

授信额度分为3档:第一档2000个8R银币,第二档1000-1500,第三档600-800。


如果按当时联合东印度公司低级雇员大约10盾左右的月薪,比照目前国内通讯行业外派第三世界国家的薪资行情,这三档大致相当于1000万、500-750万、300-400万的授信额度。


第一档就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华人甲必丹的苏鸣岗,另一人Nachoda Tigit没有明确资料,可能是来自暹罗方向的重要华商。


Conjock在第二档中位列第四, 其他人有1640年与苏鸣岗共同担任首任武直迷的Tilloe(也作Tellouw,台译特老)、第四任甲必丹颜二官(T'ziqua,也作 Sique)、第三任甲必丹潘明岩(Bingam,也作Bingsam)、曾任武直迷的Jockheij(也作Jocqhey)等。虽然此前的经历不明, 此时的Conjock已经是巴城的重要华商应无疑义


1639年12月3日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红色划线部分为Conjock


为了避免巴达维亚当局再次卷入类似杨昆事件,1640年巴城当局设立了华人遗产管理局,解决华人的遗产和遗留债务纠纷。成立之初,武直迷由苏鸣岗和特老担任。


1641年,Conjock接替特老任职一年。

1644年苏鸣岗去世后,Conjock再次接任武直迷,并在1645年又连任一年。这两年也是他最活跃的时期,除了1644年8月承包制造巴达维亚铜币之外,还在荷方文献中留下了不少痕迹。

1645年第二任甲必丹林六哥去世之后,作为继任甲必丹的候选,他的名字一度与颜二官、潘明岩并列,最终荷兰人还是选择了潘明岩。


1645年2月8日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记录

讨论甲必丹林六哥继任候选人部分,红框为提及Conjock部分


差不多就在同时,1645年2月决定制造著名的巴达维亚克朗时,也是交给金匠Jan Ferman和他完成。这套银币相比1644年铜币更加稀少,48 Stiver的主币上次出现还是在10年前Millennia Collection(千年集藏)拍卖时,成交价近100万。


10年前Millennia Collection(千年集藏)拍卖时出现的巴达维亚克朗(非作者藏品)



或许与担任武直迷有关,苏鸣岗去世之后的某个时间点,苏鸣岗的妻子(荷兰记载中称Njai Inqua,墓碑上称为勤慈李氏)改嫁给了Conjock。她出身的李家也是巴城华人的望族,第二代雷珍兰李祖哥可能是她的族侄。


1648年到1655年间华人遗产管理局曾经一度关闭,在那之前1647年Conjock还曾经任职武直迷一年。

1648年5月Conjock获得了食盐的10年专卖权(从1649年1月1日开始)。巴城当局1649年4月还特地公告重申了Conjock的专卖权。1654年10月他的这一专卖权被提前撤销。

1655年华人遗产管理局重开,Conjock连任3年的武直迷,直到1657年去世。武直迷也是他在巴达维亚担任的主要官方职务。(《开吧历代史记》虽列有历代武直迷名录,但误为1690年始创,缺少更早期任职者的信息。)


Conjock的妻子Njai Inqua直到10年后的1667年1月16日才去世,在她去世之前,竭力安排了苏、李两家孙辈的婚事(她的孙侄女李漱贞与苏家孙子庄敬)。不知道是否由此原因,死后她仍以苏家身份下葬,她的墓碑上写的是“苏门甲必丹室勤慈李氏墓”。


Njai Inqua墓碑

引自岩生成一・中村孝志「ベンコン一族の墓碑」



尾声


巴达维亚铜币的尝试或许太过超前于时代,17世纪前半的南洋经济活动可能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货币流通。在80年后,从荷兰本土生产的VOC标志Doit铜币才终于如洪水般席卷了整个南洋。


18世纪VOC标志Doit铜币


尽管联合东印度公司已经在1799年解体,19世纪初很长的时间里,VOC标志Doit就是南洋事实上的标准小额钱币。荷兰官方直到1840年代还在制造投放市场,英国人后续在南洋的钱币也都多多少少在模仿。


1840年代荷兰官方版


参考书目

[1]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巴达维亚城日志1624-1680)

[2] J.A.van der Chijs, 1885,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1602-1642) (荷属东印度布告集)

[3] J.A.van der Chijs, 1886,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1642-1677) (荷属东印度布告集)

[4] 1691, Uytrekening van de goude en silvere munts waardye, inhout der maten en swaarte der gewigten in de respective gewesten van Indiën

[5] 1726,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ervattende een naaukeurige en uitvoerige verhandelinge van Nederlands mogentheyd in die gewesten

[6] B. HOETINK, 1917, SO̱ BING KONG. 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en te batavia (1619-1636),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Deel 73, 3/4de Afl. (1917), pp. 344-415

[7] B.HOETINK, 1923, SO̱ BING KONG. 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EN TE BATAVIA (EENE NALEZING),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Deel 79, 1/2de Afl. (1923), pp. 1-44

[8] 岩生成一、中村孝志, 1989, ベンコン一族の墓碑, 南方文化, The Tenri Bulletin of South Asian Studies 16 (1989)

[9] 包乐史 著 庄国土 吴龙 张晓宁 译, 1997, 巴达维亚的华人与中荷贸易

[11] 曹永和, 1986, 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二辑

[12] 翁佳音, 1999, 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上

[13] Leonard Blussé and Nie Dening, 2018, 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 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

[14] 袁冰凌、苏尔梦校注, 2004, 公案簿第二辑

[15] 许云樵校注, 1953, 开吧历代史记, 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

[16] 钱江, 2011,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海交史研究, 2011年第2期

[17] 伽士特拉 著, 倪文君 译, 2011, 荷兰东印度公司

[18] Leonard Blussé, 1986,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Dutch in VOC Batavia

[19] E.Netscher and J.A.van der Chijs, 1863, Munten Van Nederlandisch India

[20] J.P.Moquette, 1907-1908, De munten van Nederlandsch-Indie

[21] J.Bucknill, 1931, The Coi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eries

[22] C.Scholten, 1953, The Coins of the Dutch Overseas Territories 1601-1948

[23] 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印尼国立档案馆)VOC档案

https://sejarah-nusantara.anri.go.id/archive/

[24] Lakdiva Coins Collection

http://lakdiva.org/coins/

[25] 荷兰国立博物馆

https://www.rijksmuseum.nl/cn/general-information-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