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研究》编辑部及徐冠勉先生：

　　本人自2008年开设“南洋淘金梦”网站（http://www.southeastasiacoin.com）及2019年开设“南洋钱币志”公众号以来，对相关的钱币及历史学习心得秉持开放和共享原则，认为信息的共享才能推动交流与进步。

　　很遗憾，新近出版的《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署名徐冠勉和钟燕娣的《“财通四海”：19世纪暹罗华人瓷币的 “全球生命史”》（点击文章名称在“海洋史研究”公众号阅读）一文（以下简称“徐文”）当中，涉及抄袭本人及前人钱币学著作而不注明出处，逻辑混乱，更有大量事实错误。具体罗列如下：

一、抄袭事实

1.关于“兴合”、“源记”、“兴合源记”瓷币制作商

徐文（未标注任何引用）：
　　从已有的收藏来看，除了“兴合店”外，还有“源记”、“兴合源记”都是瓷币制作商。这些制作商都可以在枫溪找到踪迹。其中兴合、源记的款式在其他枫溪瓷器中出现过。兴和源记则登记在1951年枫溪瓷器业者名录上，经理姓名为吴显成，营业地址为宫前洋。这些瓷商并不只为一家瓷币发行商烧制瓷币，而是可以根据订单为不同的客户生产不同的瓷币。例如兴合烧制过“协兴”、“协泰华”、“地茂”、“天开文运”这四种不同瓷币（图5），它们在暹罗应该是分属不同发行商。这四种钱币还标明面值与发行量。

图5 陶瓷币上的瓷器制作商举例
　　注：1.“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协兴号记”、“百文为准”；2.“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协泰华记”、“百文为准”；3.“兴合造鈚钱五千”、“地茂”；4.“兴合造2.5分二千”、“天开文运”；5.“源记造鈚钱五千”、“黄柏”；6.“兴合源记甲戌鈚方”

抄袭来源：
1989年G. Hollink在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Newsletter No.120/No.121上的两篇文章

分析：
对于瓷币上的汉字文字的定性，徐文中多处指为赌场名，例如：
　　第一种，文字类。……此外，也有代表各赌场名或商号的，如较简单的单字、两字或三字型“正”“仁”“元顺”“仁合”“双合”“大顺成”等，或“仁记”“天记”“文记”这种称作“记”的赌场名，及带有公司字样的四字型“仁合公司”“双合公司”“元林公司”等
　　有代表赌场及定制钱币数量的文字如“源记造鈚钱五千”“兴合造鈚钱五千”“焜记造四百巴”等
　　施古德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秘密社团有过深入研究，这些瓷币上显示的各种华人公司名字——也就是那些赌馆的名字——对他肯定有莫大的吸引。
唯独在抄袭的这一段，将图5的6种瓷币上的“兴合”、“源记”、“兴合源记”称为瓷币制作商。这一观点，正是Hollink文中的核心结论。而图5的所有6个品种都是Hollink文中所列出的。
与徐文的有代表赌场及定制钱币数量的文字如“源记造鈚钱五千”“兴合造鈚钱五千”“焜记造四百巴”等说法相比较，“源记造鈚钱五千”“兴合造鈚钱五千”显然正是图5-3与图5-4的两枚，如果不是抄袭，怎么可能同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个瓷币上的文字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定性？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号称自己是凭借带有“造”字来判断制造商的，那么图5-6不带“造”字的“兴合源记甲戌鈚方”为什么应该归类进去？这实际上是Hollink基于“兴合源记”文字上与“兴合”和“源记”的相似性而推测的，作者却不知道。
何况，正常的作者写作此段，一定会把自己所知的所有瓷币制造者都罗列出来，徐文前面已经提过的“焜记造四百巴”明明也带有“造”字，如果不是因为被抄袭的Hollink没有提到，为何偏偏这段里不提“焜记”？

2.关于出产自枫溪窑的瓷币

徐文（未标注任何引用）：
　　如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书写有“协兴号记，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协泰华记，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的白釉青花纹瓷币（见表1：Ae与Id型），由这两枚瓷币可知，广东省潮州市的枫溪窑是生产这批瓷币的窑口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瓷币所透露的信息，却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在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馆藏、大英博物馆馆藏以及David Chua的私人收藏中，都出现了一种标明为“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的瓷币。它们分属于两个商号，分别为“协兴号记”与“协泰华记”。它们的形状也有所不同，分别为圆形与椭圆形。它们背面的文字都是“百文为准”……这透露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即这两种瓷币出自潮州枫溪窑。

抄袭来源：
董存发/杜维善2016年《中国钱币界》的文章和2019年《海上丝绸之路钱币要览——东南亚编》：
2018年《东亚泉志》第10期史博禄《暹羅賭博代幣》（南洋钱币志公众号2020年2月曾提及此文）：

3.关于带有清代潮州府地名的瓷币

徐文（未标注任何引用）：
　　同样指向潮州的是一系列以地名为标识的瓷币。笔者目前已找到的地名类瓷币有“揭阳”“海阳”“惠来”“南澳”“澄海”“饶平”（图6）。此外，拉姆斯登（Ramsden）于1911年出版的瓷币图录中还提到了一枚“普宁”瓷币。目前看来，所有地名均指向潮州，且晚清潮州府9邑1厅除了潮阳、丰顺、大埔之外都已齐全。可见这批瓷币的使用者应大部来自潮州。这些以潮州命名的瓷币反映了某种以原乡地缘为基础的暹罗潮州人组织。而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上从属潮州、但以客家人为主体的丰顺、大埔二县，都未出现在瓷币上。

抄袭来源：
2018年《东亚泉志》第10期史博禄《暹羅賭博代幣》：
南洋钱币志公众号2020年2月3日文章《潮汕人在暹罗》（文中基于史博禄的结论有具体罗列瓷币品种）

4.关于将瓷币上的符号称为商标

徐文（未标注任何引用）：
　　第三种，商标类。商标类纹饰是指刻或印在瓷币表面代表赌场或公司的简易符号（图3-4；3-5）。

图3 瓷币上的纹饰类型举例
　　注：1.文字类（KSMD：Cat.No.887）； 2.文字类（RMV 627-91）； 3.数字类（KSMD：Cat.No.68）； 4.商标类（KSMD：Cat.No.161）； 5.商标类（RMV 134）； 6.动物类（KSMD：Cat.No.1039）； 7.植物类（KSMD：Cat.No.474）； 8.人物类之善财童子（KSMD：Cat.No.545）； 9.人物类之肖像（KSMD：Cat.No.196）； 10.人物类之冠冕女王（KSMD：Cat.No.132）； 11.宗教类（KSMD：Cat.No.1268）

抄袭来源：
van Dongen的电子出版物（英文版第27页）
除了商标的说法，附图3-5也是原封不动照搬自此。
其实van Dongen的商标说为一家之言，并无其他论者持此观点。

5.关于Schlegel的文章是否开山之作

徐文（未标注任何引用）：
　　而这批瓷币也很快就就引起了莱顿大学汉学家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的注意。施古德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秘密社团有过深入研究，这些瓷币上显示的各种华人公司名字——也就是那些赌馆的名字——对他肯定有莫大的吸引。他于1889用德文出版了一篇关于瓷币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
　　1879年奥匈帝国的外交官（同时也是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会员）哈斯（Josef Haas）出版了一份对暹罗钱币的调查报告。

抄袭来源：
本站2008年的文章《暹罗陶瓷代币综述》，其中提及不久之后，主管莱顿大学汉学研究的Gustaaf Schlegel教授对P.S.Hamel捐赠的暹罗陶瓷代币进行了研究。并于1890年将成果归纳为Siamesische und Chinesisch-Siamesische Münzen（暹罗及中国-暹罗钱币）一文发表在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国际民族学档案）杂志上。其中共讨论了147枚，其中144枚为陶瓷材质，并带有31种的精美彩色附图。这是最早的对暹罗陶瓷代币的专项研究。
注：这是当年本人对暹罗瓷币研究史理解还不够深入而写错的地方，比Schlegel更早的暹罗瓷币文章不止一篇，包括徐文后面也有写到的1879年Haas的文章。

二、逻辑混乱
1.陶瓷材质比其他材质更晚？
徐文：
　　这些货币中既可以发现金属器对早期贝壳币的仿制，也能发现金属等其他材质的货币与瓷币的造型、装饰具有相似性（图2），但这些材质的货币占比很少，且造型、装饰远没有陶瓷货币的丰富。因此陶瓷作为主要的暹罗华人赌场和商业机构流通货币之前，金属、玻璃等材质的货币早已产生，陶瓷货币生产和流行建立在已有的货币体制之上
分析：
仅以两类材质不同钱币的数量多寡论断时间先后逻辑不通，目前为止只有Althoff的杜伊斯堡博物馆目录中持此观点（徐文也没有标注有引用），但Althoff的推论是基于Hamel的1887年回答而推测，大多数学者并未赞成这一观点而是持更谨慎态度。

2.存在文字相同形状不同的瓷币就表示没有要求？
徐文：
　　此外，根据货币上的文字可知，同一发行者可能有多种形状的货币，这说明发行者定制自己的陶瓷货币时对于货币形状并没有严格的要求
分析：
同一发行者就算有正方形和六角形两种，也完全可以代表不同的面值啊。凭这个怎么能认定是工艺随意造成的？

3.瓷币文字到底是赌场名还是商号名？
徐文：
　　另外据已有的考古调查可知，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生产的带商号款的青花瓷如“振兴”“元和”“仁玉”等多出现在粤东的潮州及大埔地区的窑口，而这批瓷币上也多带有这类商号款，因此潮州及大埔地区的窑口可能会是这批瓷币的生产地。
　　此外，也有代表各赌场名或商号的，如较简单的单字、两字或三字型“正”“仁”“元顺”“仁合”“双合”“大顺成”等，或“仁记”“天记”“文记”这种称作“记”的赌场名，及带有公司字样的四字型“仁合公司”“双合公司”“元林公司”等；有赌场仿金属货币的通宝字样如“瑞成通宝”“德利通宝”“泰兴通宝”等；有代表赌场及定制钱币数量的文字如“源记造鈚钱五千”“兴合造鈚钱五千”“焜记造四百巴”等；有地名类，如“揭阳”“海阳”“惠来”“南澳”“澄海”“饶平”等；
分析：
徐文有时将瓷币上的中文字解释为“赌场名称”，有时又解释为“商号”，暹罗的赌场和广东的瓷器制造商号难道都是联营的？同样是“源记造鈚钱五千”“兴合造鈚钱五千”，一会儿是“赌场”，抄Hollink那里又变成了“瓷币制作商”，囫囵吞枣闭起眼睛来抄成一团糨糊可笑不？
归根结底，大多数前人著作中都将瓷币文字作为赌场名称解释，而Hollink和史博禄等在论及制造商和制造地点时已经发现部分文字是制造商的事实。客观的说，大多数瓷币上的文字究竟代表哪种含义现在并无足够的证据定论。

4.瓷币是同金属货币一样模制成型？
徐文：
　　第二种，白釉施釉下彩青花装饰，这类陶瓷正面或反面用青花书写文字或绘制纹样等，除青花外无其他彩饰。
　　根据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的瓷币模具及瓷币的形状及胎釉彩特点，我们可知，这批瓷币同金属货币一样多是模制成型（图4）
分析：
瓷币种类繁多，出自许多不同的赌场和制造商，时代跨度也很大，差异这么大的东西能简简单单拍脑袋知道制作方法都是一样的？自己也写了青花书写文字或绘制纹样的（那些潮州地名的就是），手写青花怎么个模制成型法？

三、事实错误
1.花会
徐文：
　　赌馆不仅提供赌博还提供戏剧表演、花会等文化活动。
分析：
感情这是以为花会是赏花呢，Warren的书不是引了么？里面写的没看么？还是看不懂Huey就是花会，是一种彩票啊？文化活动……嘿嘿嘿

2.缺乏铜钱这样的中间货币
徐文：
　　再加上暹罗社会当时流通价值很低的贝币与价值很高的金银币，缺乏铜钱这样的中间货币，赌馆作为资本汇集地，便发行自己的钱币来满足当地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对中小额交易货币的需求。
分析：
1850年代暹罗就开始引进近代机制币了知道不？1860年代初就有新式铜币和锡币了……

3.瓷币停止流通时间
徐文：
　　最后，大概从19世纪70年代起，暹罗政府逐渐废止赌馆瓷币。尽管两份报告具体禁止年份不一（荷兰领事认为是1875年，奥匈帝国外交官认为是1871年），而且被禁止的理由亦不一（荷兰领事认为是由于1875年一位承包商滥发瓷币并无法承兑造成的，奥匈帝国外交官认为是由于伪币过多），但是两种说法都大致符合历史背景。19世纪70年代是拉玛五世（1868-1910）即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大力推行西化改革的初始阶段。改革的核心包括货币与税务。通过改革，暹罗政府开始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绕开包税人收税，而且也开始将货币发行权从私人手中收回，发行西方式的代表国家主权的铸币。为了获取更多资金进行改革，朱拉隆功从1870-1875对赌馆包税进行了重整，力图清理欠下来的债务以及打击操纵包税业的利益集团，这一度引发了紧张的政治局面。因此，赌馆瓷币发行权很可能是在这段改革期间被一次或者数次取缔。
分析：
有人说1871有人说1875，所以就说这可能是两次？Hamel不是也说了1887年都还在流通么？认真地做点功课去读一读当时去过暹罗的欧洲旅行者的记录，到189X还有明确记录还在流通的呢。

　　跟上面那些相比，搞错《下南洋》纪录片的时间也好，把本站的主人写成了完全不相干的什么“新加坡的郭成发先生”也好，虽然同样可笑，也只是再次说明写文者的不用心罢了。

　　考虑到共享信息反而助长了宵小之辈的学术不端，有违我的初衷，自即日起“南洋淘金梦”网站的所有内容无限期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