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港出水两枚钱币的认识

〔中国〕王雪阳

原文发表于《亚洲钱币》杂志总第20期(2008年第1期)

  本站说明:鉴于进入2009年之后在市场上集中出现了本文中的品种,而来源形制材质都有可疑之处,并且这些品种在早期目录上无法找到相应记录,在能够获得若干样品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前,对本文中描述的品种持保留态度。本文内容作为参考性资料保留。




图1:吏丹利宝


图2:史丹利宝

  近期,偶获两枚圆形方孔钱币。其中,一枚面文为“吏丹利宝”(图1),平背无饰文,重0.68克,钱径19毫米,穿广6.6毫米;另一枚面文为“史丹利宝”(图2),平背无饰文,重0.41克,钱径18毫米,穿广7.3毫米。据说,18世纪初期,这种钱币在旧港(Palembang)穆西河(Mushi River)出水。
  从钱币的形制来看,它们都具有中国古钱形制的基本特征,即外圆内方,钱文为汉字,采用翻砂铸造的方法。从钱币的材质来看,两枚钱币均为锡钱。
  在中国古代,自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以来,虽“间以锡、铁为钱,”[1]但主要行用的金属货币仍是铜钱,包括青铜、黄铜、红铜(新疆红钱)等材质。当然,为了方便大额支付,还曾经行用贵金属货币,即金银货币。从钱币的出水时间来看,可以把18世纪初期作为此钱断代的下限。经查找文献记载和出土发现,尚未发现中国曾铸行过这种钱币。再从钱文书法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它与中国古钱书法风格很不相符。
  中国自秦以来,特别是到了宋代,“对钱”的出现,汉字书法艺术淋漓尽致地融人到钱币文化中,即便是某个时期的私铸钱,其钱文仍是规范的。那么,这两枚钱币若不是中国古钱,又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钱币?它们是谁铸造的?如何理解钱文含义?在此,笔者试以钱币出水地旧港为线索,谈谈对这两枚钱币的一点粗浅认识。
  一、旧港与中国的历史交往
  旧港就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巨港。公元7世纪中叶,这里曾兴起一个信奉大乘佛教的海上强国—室利佛逝王国。室利佛逝(梵文Sri Vijaya)意为“光荣胜利”,简称佛逝。室利佛逝一直与中国唐、五代、两宋封建王朝建立并维持着密切友好的交往关系,两国之间使节、僧人和商人的往来络绎不绝。7世纪末叶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中国高僧义净取海道前往印度学习佛法时,曾在此学习梵语和佛教理论,从印度取经回来后,继续留此从事翻译和著述多年。
  公元695年、702年、716年、724年、728年,室利佛逝国多次遣使朝贡。10世纪初叶,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中国文献称旧港为三佛齐(阿拉伯语Zabadj,爪哇语Samboja)。公元1004年、1017年、1029年、1078年、1079年、1089年、1091年,三佛齐沿袭前世,继续保持同中国友好往来,多次遣使朝贡。
  此外,三佛齐因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地理位置优越,还成为了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中心。这次,在旧港出水古钱地带,还发现了许多佛像。可见,当时这里不仅是东南亚的海上政治、经济、商贸中心,还是重要的佛学中心。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爪哇满者伯夷国王灭三佛齐王朝,造成国中大乱。当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人一千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王。梁道明王领兵守卫三佛齐北方疆土,对抗满者伯夷。十年间有几万军民从广东渡海投奔梁道明王。当时,一些反明势力也流亡到南洋诸岛,从事反明活动,有的沦为海盗,掠夺过往商旅。占踞旧港的陈祖义“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2]此外,还有人从广东的嘉应、潮汕,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逃居到旧港。
  福建客家人还称旧港为“古港”。值得注意的是,从元到明的改朝换代之际,从大陆逃到南洋诸岛的人中有不少的是穆斯林。为了清除海上交通障碍,重新确立中国对南洋的控制和影响,郑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在旧港铲除海盗陈祖义,提拔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同时以招抚的手段,在旧港建立了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穆斯林社区。
  印尼学者巴林桐安写道:“1405年郑和访间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华人社区。”这样,郑和便通过华人和伊斯兰教这两重关系确保旧港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郑和不仅每次出航都要到旧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次、第七次下西洋之间),又专程去旧港解决施进卿死后的继承问题,让其女儿施二姐继任旧港宣慰使,可见他对旧港地位的重视。据陈育崧先生考证,后来在东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著名的“施大娘子俾那智”,就是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3]
  旧港与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交往,这种交往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同时,还进一步促进了货币文化的交融。
  二、旧港地带使用和仿铸中国铜钱的概况
  旧港属爪哇(Java)国所辖,东接爪哇国,西接满刺加(Malaka)国界,南距大山,北临大海。
  明代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载:“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14世纪时,有关爪哇文献中还记载着:“币值由地方性金银币值为单位,转变成一种格外受普遍偏爱的铜钱币值。这种对中国铜钱和仿铸钱的新偏爱,在强盛的满者伯夷(Majapahit)王朝中也有所风行”。“早期爪哇铜钱钱文全部是北宋开朝一百年间的年号。根据这些宋钱为原型,爪哇后来曾铸造过翻版钱。”[4]旧港国条载:“市中交易亦使用中国铜钱,并用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条载:“其国使金钱、锡钱”。“锡钱番名加失,凡买卖恒以锡钱使用。”满刺加国条载:“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每块重官秤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5]
  这些文献充分说明:在旧港附近曾经使用和仿铸过中国铜钱这一史实。由于作为当时重要贸易基地的旧港和寥内群岛(Kepulauan Riau)盛产金矿和锡矿,锡矿自然充当了铸造人们日常生活使用钱币的首选材料。而这两枚旧港出水的钱币,很有可能是受中国铜钱影响的仿铸币。
  三、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迷
  从钱币的铸造风格和气质来看,这两枚钱币应该属于同类钱币的不同版别。可以认为,它们是当地的铸钱工匠或具有铸币权的华侨因受中国铜钱影响,以及对汉字的把握程度不同而铸造出的不同笔划的“史丹利宝”钱(把图1钱文中的“吏”当作“史”,即“吏丹利宝”为“史丹利宝”)。现就此钱试读如下:
  推测一:将钱币直读,可读作“史丹利宝”钱,即“素丹利宝”钱。素丹又作“苏丹”,阿拉伯语Sultan的音译,原意为“力量”或“权柄”,引申为“君主”或“统治者”。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戴建兵先生在文章中曾写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井里汉王室就把铸币权承包给当地华侨甲必丹兼港主陈样哥,井里坟钱币上刻有“史丹裕民”(即素丹[SULTAN]使人民富裕之意)。[6]
  推测二:“史丹利宝”钱文中的“史丹利”(Stanley),有可能是一个商号,或者是一个船号,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这种钱币作为一个筹码,只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流通使用。
  推测三:将钱币旋读,可读作“史利丹宝”钱。“史利丹”(Selatan)在印尼语中,意为“南部、南方”。从地理位置上讲,钱文中的“史利丹”(Selatan)的含义与旧港所处苏门答腊岛南部是相符的。
  此外,按照钱文笔划也有可能读作“吏丹利宝”、“吏册利宝”、“史册利宝”等等。


图3:史丹利宝


图4:史丹宝利

  据说,亚洲钱币学会副会长郭成发先生曾捐赠给广西钱币博物馆两枚这种锡钱,一枚为史丹利宝(图3),另一枚为史丹宝利(图4)。亚洲钱币学会学术顾问刘嘉斌博士手里也有十几枚这种钱币。若能将已经发现的这类钱币做进一步的版别分析与研究,那么,对深人认识此钱会大有益处。
  四、一点启示
  无论是从文献记载中,还是从出土发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方孔圆钱不仅在本国通行了两千多年,还深深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货币,成为了整个东方货币体系的代表。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具有统一的钱币形制;第二,大小轻重适宜;第三,货币文化内涵丰富。这对中国当代货币的设计与生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中国钱币学会,通联:北京市西交民巷22号,P.C.100031)

[1]卫月望:《古钱索引》,年表,上海书店。
[2]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3]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载《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
[4]M.米切尔纳著,胡幼文、董长青译:《爪哇早期铸造的中国铜钱》,载《内蒙古金融》“钱币研究增刊”1988.1(总第9期)。
[5]同2。
[6]戴建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文化交流》,载《中国与东南亚古代货币发现及研究研讨会论文汇编》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