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民族博物馆藏西婆罗洲及邦加岛华人公司钱币

作者:〔荷兰〕易仲廷/J. De Kreek 译者:〔中国〕李骏

原文发表于《亚洲钱币》杂志总第19期(2007年第1期)

译者前言
  本文原发表于英国皇家钱币学会志《钱币年鉴》第153期第171-196页。虽然发表时间早在十多年前,但是内容涉及的领域独特,至今仍不为华语地区一般钱币收集爱好者所知。所幸2005年由作者易仲廷先生征得皇家钱币学会同意提供原文,在俄罗斯学者Vladimir Belyaev先生主持的东方钱币数据库网站(ZENO.RU)上公开,终于使得久藏深闺的美文能够广为人知。译者对东南亚华人的历史货币心仪已久,征得易仲廷先生同意将此文译为中文,以供华语圈各位泉友参考。本文所述“公司”并非今日一般意义之公司,而是当时南洋华人的一种自治性组织。关于西婆罗洲华人公司研究的中文资料,早有梁启超先生《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近有福州大学西观藏书楼袁冰凌博士翻译的J.J.M.de Groot著《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可供各位读者参考。虽然对西婆罗洲华人公司的性质各家见解并不一致,但是关于西婆罗洲华人公司的历史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本文知道得更多一点,这总是一件幸事。虽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推而广之到沙捞越,与三条沟公司关系密切的刘善邦等人所组的义兴公司(后改称十二公司)、引进自西婆罗洲的新屋公司和十五分公司是否将西婆罗洲的钱币带到沙捞越,又或是他们在沙捞越有铸币的可能性,也是很有意思的课题。希望本文的翻译能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地名的中译尽可能采用当时华人对地名的称谓,部分采用目前当地华人的叫法,一小部分无法找到相应中文译名的地名保留了原文。

历史背景
  在18和19世纪,中国移民特别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客家移民来到荷属东印度,参与到邦加岛锡矿及婆罗洲西部沿海金矿的开采当中。他们维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在各自的村庄中生活逐渐安定,并自发地组织成若干称为“公司”的政治性组织。其中的一些公司在19世纪基于传统的中国钱币样式发行了他们自己的货币,这些钱币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
  历史上关于邦加华人的记载甚少,大约在1720年前后华人开始在邦加西部沿海地区大规模采矿,1750年到1780年之间的几十年是最迅速扩展的时期[1]。Millies引用的一份1821年的英国报告中提及公司头领有发行锡质硬币,这说明至少在当时从属于旧港苏丹的邦加华人有制造硬币的活动。根据Netscher及van der Chijs的说法[2],不仅是采矿的华人团体发行了锡质硬币,中国商人也有发行。
  尽管19世纪中叶的华荷战争期间很多原始资料损毁,我们仍有不少关于婆罗洲西部沿海的华人公司的资料。例如,东万律地区兰芳公司的历史档案保存了下来并得到翻译[3],其中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说明了罗芳伯(1777-1795)为兰芳公司的第一任头领。
  婆罗洲港口譬如文莱、三发和南吧哇,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很久就已经与中国南方发生商业往来,中国钱币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4]。在18世纪40年代南吧哇的巴能帕汉邀请了华人从文莱来到打劳鹿地区的百演武开采金矿[5],在打劳鹿附近发现的华人墓碑最早为乾隆十年(1745年)[6]。在东万律河上游的南部地区也开始了开采,大约1760年前后应三发苏丹奥马尔·阿加慕汀的邀请,在更加靠近内陆的Teraja河附近的拉腊也建立了一个华人金矿开采点[7]。关于财富的传言导致了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更多华人的流入。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的西婆罗洲可以划分出三个主要采矿区域,包括大约37个独立的采矿组织:1个在东万律地区,12个在拉腊地区,24个在打劳鹿地区(参见地图1)。

地图1 1775年西婆罗洲的华人金矿地域分布

  中国移民不仅介入了采矿业,而且也投入到粮食生产和对矿工的支持产业中,这些移民在大约1770年前后在东万律附近组成了两个农业联合会,天地会和兰芳会。1772年到1774年在两者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兰芳会败走他处。而天地会越来越滥用其独占地位,特别是在大米的生产上。过去被联合在很多个称为“会”或者“山沙”的小组织中的矿工们开始组织成更大的组织而称为“公司”。在兰芳会失败之时打劳鹿附近有14个公司。这些公司向天地会宣战并于1775 年在王梨岽击败了天地会。天地会的部分人出逃到彭亨而残余的幸存者被各公司瓜分。
  在1776年打劳鹿附近的14个华人采矿公司(大港、老八分、九分头、十三分、结连、新八分、三条沟、满和、新屋、坑尾、十五分、泰和、老十分、十二分) 结盟成立了一个联盟称为和顺总厅。不久之后,拉腊附近的华人组织成了七个公司(元和、赞和、应和、惠和、升和、双和和下屋),他们之后与打劳鹿的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类似的,兰芳公司也在东万律的金矿地区组织起来。表1总结了各公司的名称和地点。

表1 西婆罗洲各公司的名称总结

 

客家话发音

韦氏拼音

汉语拼音

 
打劳鹿地区
*1 Thai-kong T’ai-kang Da-gang 大港
2 Lo-pat-foen Lao-pa-fen Lao-ba-fen 老八分
3 Kioe-foen-theoe Chiu-fen-t’ou Jiu-fen-tou 九分头
4 Sjip-sam-foen Shih-san-fen Shi-san-fen 十三分
5 Kiet-lien Chieh-lien Jie-lian 结连
6 Sin-pat-foen Hsin-ba-fen Xin-ba-fen 新八分
*7 Sam-thiao-keou San-t’iao-kou San-tiao-gou 三条勾
8 Man-fo Man-ho Man-he 满和
9 Sin-woek Hsin-wu Xin-wu 新屋
10 Hang-moei K’eng-wei Keng-wei 坑尾
*11 Sjip-ng-foen Shih-wu-fen Shi-wu-fen 十五分
12 Thai-fo T’ai-ho Tai-he 泰和
13 Lo-sjip-foen Lao-shih-fen Lao-shi-fen 老十分
14 Sjip-ngi-foen Shih-erh-fen Shi-er-fen 十二分
*15 Fo-sjoen(联盟) Ho-shun He-shun 和顺
乌乐地区
16 Lim-tian Lin-t’ien Lin-tian 霖田
拉腊地区
17 Njan-fo Yuan-ho Yuan-he 元和
18 Tshan-fo Tsan-ho Zan-he 赞和
19 Djin-fo Ying-ho Ying-he 应和
20 Foei-fo Hui-ho Hui-he 惠和
21 Sjin-fo Sheng-ho Sheng-he 升和
22 Soeng-fo Shuang-ho Shuang-he 双和
23 Ha-woek Hsia-wu Xia-wu 下屋
东万律地区
24 Lan-fong Lan-fang Lan-fang 兰芳

有*标记的公司名称曾出现在钱币上

  在黄金储量仍然丰富的时候在各公司之间基本没有出现争执。然而,在18世纪末黄金储量出现了耗尽的征兆,围绕着采矿水车所需用水的冲突也变得频繁,这导致了较小的公司的解散和迁移。大约在1808年和顺联盟从最初的14个公司减少到只剩下七个:大港、满和、新屋、十五分、泰和、坑尾和三条沟(表2)。在1819 年初大港和三条沟之间为了争夺盟主的地位而发生对抗,导致后者及其盟友十五分和泰和的退盟。他们转移到Selakau 河北部,三条沟定首府于西宜宜而十五分定首府于炉末(地图2)。和顺联盟就只剩下四个公司。

表2 打劳鹿地区和顺公司联盟的构成(1776-1854)

1776-1807 1808-22 1822-37 1850-54
大港 大港 大港 大港(1854年6月12日被击败)
坑尾 坑尾 坑尾(1837年被击败)  
新屋 新屋 新屋(1837年被击败)  
满和 满和 满和(1830年迁离)  
泰和 泰和(1822年迁离)    
十五分 十五分(1822年迁离)   十五分(1854年6月12日被击败)
三条沟 三条沟(1822年迁离)    
老八分(1808年被击败)      
九分头(1808年被击败)      
十三分(1808年被击败)      
结连(1807年被击败)      
新八分(1808年被击败)      
老十四分(1807年被击败)      
十二分(1808年被击败)      
      霖田(1854年6月12日被击败)

地图2 1825年打劳鹿和三发地区7个华人公司的领地分布

  Temminck[8] 给出了19世纪40年代三个集团武装力量的大致数字:大港能动员10,000人的武装、兰芳是6,000而三条沟是5,000。在荷兰控制力最小的所谓忽略期(1825-1847)大港继续吸收和消灭着它的敌手。满和公司离开了打劳鹿地区迁移到万邦。在发现坑尾、新屋与三条沟共谋反对大港之后,大港在 1837年10月8日解散了这些公司,使得大港公司与和顺联盟成为同义词,直到1845年大港公司都掌握着打劳鹿的绝对权利。坑尾公司和新屋公司的一些成员分别向东移居到Tajan或向北移居到沙捞越。
  1849年荷属婆罗洲被重组为三个分区,荷兰人开始强迫打劳鹿金矿地域居于其直接管理下。1850年炉末的十五分公司和乌乐的霖田公司被迫加入和顺联盟,联合大港试图从三发地区把荷兰人赶走。三条沟支持荷兰人,但是1850年10月他们的整个领土都被大港所占据,西宜宜的住民被驱散而沿海邦嘠的住民则出逃到沙捞越。在荷兰援军到达之后,大港投降并接受了荷兰控制。但是,小的冲突仍在继续,随后1853年荷兰政府正式对打劳鹿宣战。这场战争在1854年7月25日以大港公司的投降结束。兰芳公司在其头领刘阿生的带领下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以此保护了它的独立。但是,随着刘阿生在1884年9月去世,荷兰人试图接管兰芳公司。因此发生的起义被军事镇压之后,兰芳公司也被置于荷兰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华人公司货币
  关于前荷属东印度的华人公司货币的出版物很少,实际上仅有的是19世纪Millies[9]和Netscher与van der Chijs[10]的两本著作。后者更早些,基于巴达维亚艺术和科学学会的藏品,这些藏品现在保存在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中。今天共有大约200枚锡或铅锡合金的西婆罗洲和邦加岛的硬币有记录可查。其中的大多数来自婆罗洲并且是以下面的五个公司的名义发行:打劳鹿地区的大港、三条沟、十五分,乌乐地区的霖田,拉腊地区的元和。前四个收录于此地出版的民族博物馆藏品集中,第五个由Stephanik[11]在阿姆斯特丹州博物馆藏品目录中有所描述,其中提及二枚面值为十的没有中央方孔而有名为元和公司的戳记。不幸地,1904年这个藏品集已被售出而目前这两枚硬币已然下落不明。令人惊讶的是,东万律金矿地区的兰芳公司的硬币目前尚无发现。部分婆罗洲钱币不记公司名称而是有其它面文。EM藏品集中的二枚(第20和21号)仅有和顺联盟的面文,或许是在大港公司获得控制权之前发行的。另外三种(第27-31号)有成语面文或许是赌博用筹码。
  从1860年3月3日的一次BSAS会议记录来推断,在1860年之前对BSAS来说邦加岛的锡质硬币明显地是未知的。一位邦加岛的居民J. R. van den Bossche先生被请求提供关于岛上流通着锡质“钱”传言的信息,同时还一并被要求提供一些样本给BSAS藏品集[12]。于是六个样本被寄到BSAS[13]。Millies和Netscher与van der Chijs的作品中都记录了比婆罗洲更多的邦加岛硬币(在Millies中分别为18个与4个而在Netscher与van der Chijs里分别为10个和4个)。尽管如此如今邦加岛硬币在收藏品中更加罕见。在EM藏品集中有二个样品,其一的面文指矿名(第33号)而另一个的面文是政治口号(第32号)。在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有一枚邦加岛硬币其正面为“公司”而背面为“顺兴”。
  在1854年也就是大港公司被最终击败的那一年Netscher的作品[14]中提及大港公司和十五分公司的两个样本,这是最早被提及的婆罗洲公司硬币。更加早期对公司地域的访问者如1838年的传教士Doty和Pohlman[15]并未提及锡质硬币的流通。如同传统的中国制钱一样,公司硬币并不标有日期。因此无法给他们以确切的日期。其可能的发行时期只能从钱币上标明的公司在历史上的活动来推断。据此,EM藏品集中的面文为和顺公司的两枚(第20-21号)大概发行于1838年大港公司掌握和顺公司主导权之前。在后述目录中的某些样本(第22-24,27,33号)有可能是在19世纪初制造的,或者甚至可能是在18 世纪末。
  还有一些在Millies和Netscher及van der Chijs中并未提及的相关钱币。Lockhart[16]在其Glover藏品集的描述中在“待考品”条目下提及四枚硬币(第1238-1241号),背面都是满文“宝济”的镜像() 而正面分别为大港公司、三条沟公司、霖田公司和十五分公司。他认为这些是由私人公司发行的代用币而且错误地将十五分公司翻译成“五十分公司”。这些钱币很明显是在中国收集的。其来源和发行日不明。理论上,也许是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在婆罗洲的金矿挣得足够资本后回国的中国人发行的。值得注意的是Singh[17]也图录了二个样本其正面文字分别为大港公司和霖田公司而背面是满文“宝济”,但这次是正确的()。他将它们定为马来亚丁加奴发行的,并将发行期间定为1877年-1895年。这两个样本很明显与婆罗洲的类似样本不同而有着更加大量的重量,大约 23克。但是,这些被认为的丁加奴钱币在Shaw 和Ali[18]的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jokoh藏品的描述中并无提及。他们也许是经由贸易到达了马来西亚,因为众所周知婆罗洲公司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规模进口供应品。荷兰人在与公司的战争中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封锁沿海和三发河。
  各种各样的硬币在公司区域流通,包括荷兰盾和duit,以及几种银元(双柱、玛丽亚特里莎银元等),这些银元可以切成1/2,1/4,1/8甚至1/16以供零用[19]。普通的中国铜钱同样也在流通[20]。本地的锡质或铅锡合金的硬币称为“锡头”的也有各种规格,最初可价值5 duit,但之后其价值跌落到2 duit。打劳鹿的一位前管理员Schaank报告称从1819年到1854年大港、霖田、十五分和三条沟的锡质或铅锡合金硬币以两种面值流通分别为1个和2个duit。根据中国人的说明较小的是伪造,据称系以茶的包装材料熔铸[21]。同样根据Schaank的描述[22],公司只在新年之前铸造其硬币。Kielstra[23]提及锡质硬币的流通额相当于12,000荷兰弗罗林,并且在1850年战争以后大量含铅较多的假的大港公司硬币被投入流通。他估计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这些钱币共计大约40,000荷兰弗罗林,按照上面引用的兑换率换算大约相当于800,000枚。
  后述X-射线荧光分析显示,公司钱币在金属构成上有相当大的不同。婆罗洲的实质上是铅锡合金或铅,而那些少量的来自富含锡矿的邦加岛的钱币则正如估计的那样含有更多的锡。因为较轻的大港钱币的金属构成比更重的更加一致(很明显铅锡比例均衡),很难认为它们是伪造的。总的来说公司硬币的铸造质量是不太好的,所用的金属原料经常不能填满模具。Netscher及van der Chijs图录了一个相当原始的模具,在一个木制框架中由铅制成可铸造三枚硬币的模具[24]。在公司最终屈服于荷兰人之后,这些硬币很显然被大规模熔毁用作茶壶和酒罐[25]。因此,现在这些硬币非常罕见,币商几乎没有出售。
  表3总结了已知的存世公司钱币的数量和种类。可以看到很明显鹿特丹民族博物馆的收藏大量而且品种丰富。包括属于莱顿的皇家钱币收藏柜的七枚硬币的小收藏,1970年也被寄存在民族博物馆。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里有八枚,七枚婆罗洲的和一枚邦加岛的[26]。与民族博物馆的大港硬币相同,冬宫的六枚大港样本可以分为轻的和重的(重量范围从6.4到 13.9g)。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没有相关样本。阿姆斯特丹的皇家历史协会有二个样本,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藏有前BSAS收藏(数字不为人所知),最近在阿纳姆的荷属东印度军队博物馆发现的一个包括约100枚都是大港公司的收藏,即将另行出版。此外,有部分荷兰的私人收藏中也有一些公司钱币。

表3 已知公司钱币的总结

币文
正面/背面
Millies Netscher/
v.d.Chijs
EM
*
H
总计
婆罗洲
大港公司/和顺 5(M259)‡ 1(N247) 19 6 31abc§
和顺公司/满文‖ 1 1
和顺公司/光背 1 1
霖田公司/正立 3(M260) 1(N249) 2 6d
霖田公司/满文 1 1
十五分公司/利用 1(M262) 1(N248) 2 1 5
三条沟公司/正立 1(M261) 1(N250) 2e
公平交易/虎‖ 2 2
一本万利/满文 2 2
永兴合利/满文‖ 1 1
总计 10 4 31 7 52
邦加岛
京兆/通用 1(M215) 1 2
清风明日/古今 1(M222) 1(N235) 1 3a
公司/顺兴 1(M219) 1(N234) 1 1
* EM,鹿特丹民族博物馆
† H,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 括号中的数字(M和N)分别指的是Millies和Netscher/v.d.Chijs书中的编号,这种情况下数字1是指上述书中只列了1枚的图而并无确切存世数量,实际数量有可能大于1。
§ 简称: a,有1枚在荷兰私人收藏中未列入; b,约100枚在荷属东印度军队博物馆且约20枚在作者私人收藏中未列入; c,有2枚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历史学会收藏中未列入; d,有1枚在Mr Barrett (Canada)私人收藏中未列入; e,有1枚在作者私人收藏中未列入
‖ 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承认和顺/宝桂、公平/交易以及永兴合利的存在。
  民族博物馆藏品中的33枚婆罗洲和邦加岛的公司钱币将在下面详述,并且其中的30枚将以线描(大约1:1比例) 图示,其中的一部分的彩色照片展示在插图中。这些硬币的多数是在1955年由博物馆以“永久借用”方式从W. van Rede (1880-1953)的藏品中获得。他是一位钱币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从阿姆斯特丹的J.Schulman拍卖购得这些公司钱币。这些钱币原本的出处则不为人所知。

民族博物馆藏硬币的目录

西婆罗洲发行

大港公司 (第1-19号)
  正面 大港公司
  背面 和順

1. 重量: 15.66克 直径:32.0毫米 厚度:5.0毫米 两枚钱币叠压在一起 (参见19号) 保管编号3336 (Rede藏品集)

2. 重量: 14.28克 直径:31.2毫米 厚度:2.7毫米 保管编号3340 (Rede藏品集)

3. 重量: 14.60克 直径:32.9毫米 厚度:2.9毫米 保管编号13963 (莱顿皇家钱币收藏柜KPK保管编号11669 购于1890年)

4. 重量: 15.50克 直径:32.9毫米 厚度:2.3毫米 保管编号13966 (莱顿皇家钱币收藏柜KPK保管编号11667 捐献于1897-162)

5. 重量: 15.01克 直径:29.6毫米 厚度:3.2毫米 保管编号13967 (莱顿皇家钱币收藏柜KPK保管编号11670得自莱顿Akad.收藏柜 入藏早于1881年)

6. 重量: 8.08克 直径:29.6毫米 厚度:2.2毫米 保管编号3328 (Rede藏品集)

7. 重量: 10.71克 直径:30.7毫米 厚度:3.0毫米 保管编号3330 (Rede藏品集)

8. 重量: 15.06克 直径:29.7毫米 厚度:3.0毫米 保管编号3331 (Rede藏品集)

9. 重量: 11.68克 直径:30.9毫米 厚度:2.3毫米 保管编号3333 (Rede藏品集)

10. 重量: 7.95克 直径:27.5毫米 厚度:2.0毫米 保管编号3332 (Rede藏品集)[插图1]

11. 重量: 12.38克 直径:31.8毫米 厚度:2.6毫米 保管编号3334 (Rede藏品集)

12. 重量: 6.82克 直径:25.6毫米 厚度:2.3毫米 保管编号13968 (莱顿皇家钱币收藏柜KPK保管编号11671)

13. 重量: 6.84克 直径:30.7毫米 厚度:2.0毫米 保管编号3324 (Rede藏品集)

14. 重量: 6.00克 直径:29.7毫米 厚度:1.8毫米 保管编号3329 (Rede藏品集)

15. 重量: 7.62克 直径:32.0毫米 厚度:2.1毫米 保管编号3326 (Rede藏品集)

16. 重量: 6.33克 直径:30.7毫米 厚度:1.6毫米 保管编号3325 (Rede藏品集)
17. 重量: 14.08克 直径:33.0毫米 厚度:2.1毫米 保管编号3323 无图版 (Rede藏品集)
18. 重量: 7.00克 直径:32.0毫米 厚度:1.1毫米 保管编号3327 无图版 (Rede藏品集)
19. 参见1号 (此编号指的是叠压在一起的两枚钱币中的第二枚)
  这些正面文字为大港公司背面文字为和顺的钱币主要来自EM藏品集。共计19枚(三枚未收图),它们的重量分别从6.00到 15.66克,直径分别从25.6到 32.9毫米。可能重量上的区别代表着二种面值,分别价值5和10枚制钱。直径最小的样本(第12号)看上去被压得很厉害。两个小标记的存在说明它曾被作为垂饰使用。较重的一枚(第1号)的 5.0毫米的厚度非常的特殊,其它大港钱币的厚度范围从1.6到 3.2毫米。根据它的边来看,很可能是两枚被压在了一起。铸造不良的样本(第16号)显示了制造者的粗心大意以至于连这些铸造不良品也被投入了流通。
  根据“港”字的形状来看所有EM所藏硬币都属于Millies类型259。从打击痕迹明显的相似来看则可以认为第10号大概就是Millies图录的那一枚。藏品中没有属于Millies类型258的。正如第3号的“大”字和第6号的“公”字的形状那样,钱币上的文字显示了明显的版别区分。
  据Millies称正面文字大港指在打劳鹿附近的Raya河。背面文字和顺指和顺联盟。大港和和顺两个名字同时出现也许表明这些钱币是在1837年后当大港成为了打劳鹿的主导力量之后所发行的(参见也第20和21号)。有一枚(第14号)的背面文字与正面相比向右旋转了45度。有趣的是,冬宫的一枚(H3594)背面文字“和顺”是从右向左书写的[插图2],这并不是简单地旋转180 度造成的。这一枚的重量和大小如下:重量 6.56克、直径 26.0毫米、厚度 2.6毫米。而多数EM藏品的“和顺”文字是按照通常写法书写的。但是,有两枚不同的虽然不幸受到了腐蚀(第5和14号),但可以看到其顺字的“頁”字旁被写为。这比较接近于草体。对荷属东印度军队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大港公司硬币的研究(将会另外出版)显示可以辨认出“顺”字至少有四种书体。
  除上述大港背满文宝济者之外,也有关于其他背面版式的报告。Van der Chijs[27]在其第177号描述了一枚大港背面为“宝广”的镜像,而Schaank[28]甚至提及存在一枚大港的背面同时有满文和和顺字样。

和顺公司 (第 20-21号)
  正面 和順公司

20. 背面满文残缺. 重量: 6.17克 直径:29.8毫米 厚度:1.15毫米 保管编号3338 (Rede藏品集)[插图3]

21. 光背. 重量: 51.20克 直径:42.4毫米 厚度:4.3毫米 保管编号13965 (莱顿皇家钱币收藏柜KPK保管编号11672入藏于1897年)[插图5]
  Millies或Netscher及van der Chijs中没有提及这样的面文。背面的满文文字类似于中国清代制钱的背文。这也许是残缺的满文“宝桂”()少了“宝”头上的部分(),这是广西桂林宝桂局的厂标。另外,这个样本的正面有一个戳记,可能是汉字“吉”。从 1895年11月5日的一次BSAS会议的纪录可知,显然通过传言已知背面带有满文的锡质钱币的存在[29]。光背的这一枚(第21号)格外沉重大样,早先并无记录。
  如前所述,和顺指的是打劳鹿附近的公司联盟。这些硬币上没有任何另外的公司的名字也许表明它是在1837年大港公司获得控制权之前的。一个可能的类似样本由Schaank[30]记录,他提及一个大型锡质钱币被称为pi-pit(重 43克),其正面是由若干中文字围绕的“和顺”。据Schaank称这些字系指联盟的14个成员公司。其中的五个是大港、结连、满和、三条沟和坑尾公司的首字。背面是满文字。这枚应该是在1780年到1808年间制造的,随后一直流通到1819年。1889年这枚钱币被捐赠给了巴达维亚艺术和科学学会的钱币学收藏,据此推测它现在应该在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

霖田公司 (第22-24号)
  正面 霖田公司
  背面 正立

22. 重量: 12.71克 直径:34.1毫米 厚度:3.0毫米 保管编号3337 (Rede藏品集)

23. 重量: 11.48克 直径:34.2毫米 厚度:2.2毫米 保管编号13964 (莱顿皇家钱币收藏柜KPK保管编号11668捐赠于1897-163)

24. 背面满文. 重量: 6.99克 直径:29.1毫米 厚度:1.80毫米 保管编号3335 (Rede藏品集)[插图4]
  这个公司在1780年前后由打劳鹿的中国人建立。得名于构成霖田公司的多数中国人家乡河婆的王爷庙的位置[31]。这个公司位于Sebangkau河和Selakau河之间,定首府于乌乐。第22-23号类型被Millies列为第260号。他所知的三个样本,重11.60 -13.95克,直径33 -34毫米,与EM藏品集中的样本基本一致。据Schaank[32]称这些硬币一直使用到1854年。第24号是一个未被列出的版式其背面文字为满文“宝泉”,这是北京户部宝泉局的厂标。Singh[33]在丁家奴第47号下列出一个锡质硬币写有“霖田”而背面是满文“宝济”()。1825年霖田被迫加入和顺联盟,改名为新乐并且支持大港公司对抗三条沟[34]。因此,有着霖田名称的钱币应该是在1825年之前。

十五分公司 (第25-26号)
  正面 十五分公司
  背面 利用

25. 重量: 15.70克 直径:30.0毫米 厚度:3.5毫米 保管编号3339 (Rede藏品集)[插图6]

26. 重量: 15.01克 直径:30.0毫米 厚度:3.1毫米 保管编号13969 (莱顿皇家钱币收藏柜KPK保管编号1936/423入藏于1936)
  这是Millies类型262。正面币文指的是在1819年前后脱离打劳鹿地域和顺联盟的十五分公司。因此这些硬币应该是在这之后发行的。背面文字为“利用”。
  以下三个类型与上述那些不同,这些钱币并不在正面币文中写出某个公司的名称,而且重量更轻些直径也更小些。此外,其外缘更小。Millies并未提及这些硬币。打劳鹿的一个翻译Faber曾提及在打劳鹿附近有更小的锡质硬币存在,它们并非是被用作货币而是为赌博所用[35]

公平交易 (第27-28)
  正面 公平交易

27. 重量: 7.08克 直径:25.5毫米 厚度:1.8毫米 保管编号3315 (Rede藏品集)[插图8]

28. 重量: 6.23克 直径:25.3毫米 厚度:1.5毫米 保管编号3318 (Rede藏品集)
  两枚中的第一枚在背穿右侧有一个文字。根据EM的记录,这也许是“虎”字[36]。这也许是正确的,因为结连公司的成员经常被称为“虎”。如果这的确是指此公司,那么说明这些硬币应该是在1807年结连公司失败之前。另一枚在其背面有一个无法识别但肯定不是“虎”的文字。1896年修订的BSAS藏品集目录中也提及了此类型的钱币但是没有给出附图[37]。背面的文字被识别为“亮”。

一本万利 (第29-30)
  正面 一本萬利
  背面 未确定的满文,也许是宝云 ()

29. 重量: 4.56克 直径:24.1毫米 厚度:1.6毫米 保管编号3317 (Rede藏品集)

30. 重量: 4.83克 直径:23.9毫米 厚度:1.5毫米 保管编号3316 (Rede藏品集)[插图9]
  正面文字“一本万利”经常被使用在花钱上[38],“萬”字经常被写成简体(万) 。Netscher及van der Chijs在图版XXXIII中列出了一个模具,可能带有这样的正面文字而背面为光背。在第218页有一段不清楚的说明,但是这段说明表明背面有满文。EM藏品的两枚背面文字可能是残损的“宝云”指云南省。因为婆罗洲中国人主要来自中国南部的广东和福建省,所以这很奇怪。

永兴合利 (第31号)
  正面 永興合利

31. 重量: 5.93克 直径:25.6毫米 厚度:1.8毫米 保管编号3314 (Rede藏品集)[插图10]
  背面穿左右的文字可能是残损的满文厂标“宝泉”。穿上是一个无法辨识的文字,可能是数字“七”。穿下的三个圆圈可能是“品”字,或者就是单纯的装饰。

邦加岛发行

清风明日 (第32号)
  正面 清風明日
  背面 古今

32. 重量: 6.00克 直径:31.4毫米 厚度:1.7毫米 保管编号3166 (Rede藏品集)
  据Millies称正面面文为“清风明日”,将清朝比作风而将明朝比作太阳,这表达了对外来满族清朝的反感及对于过去明朝的好感。但是,Wicks[39]将穿左的文字读作“月”而将面文读为“清风明月”。背面的文字为“古今”。

京兆 (第33号)
  正面 京兆
  背面 通用

33. 重量: 4.18克 直径:28.5毫米 厚度:2.1毫米 保管编号3167 (Rede藏品集)
  据Millies称这枚腐蚀非常严重的钱币的正面文字为“首都”,指的是位于Marawang省北区东南点的一个矿。中国矿工在1770年前后到达了那个区域,而1812年之后华人采矿事业迅速地衰落[40]。因此,这枚的时间大概在这两个日期之间。背面文字为“通用”。

X-射线荧光(XRF)分析
  通过X-射线荧光分析了EM藏品集的24枚硬币和若干枚其他硬币的成分。这是一种非破坏性的无机元素分析技术。样品被X-射线管产生的X-射线照射,之后样品会产生X-射线光子,其能量取决于样品的成分。各种元素(因此各种样品也是如此)有其自己的特定X-射线荧光光谱[41]。测量光子的能量即可给出样品的定性构成。荧光线的强度取决于样品中特定元素的含量和其它元素的含量(元素相互作用)。通过将线的强度与已知含量的标准样品进行比较,定量分析也是可能的。
  分析使用Philips的PW1400型X-射线荧光分光仪和X41半定量(SQS)分析软件包完成。发射源使用60千伏50毫安电流下的铬阳极。每个样品的定性扫瞄结果被记录并自动分析。在去除了干涉线以后净化的光谱被用于与标准样品光谱进行比较并且计算元素含量。分析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与样品表面的粗糙程度密切相关。因为硬币必须在没有任何表面处理譬如切割和磨光的状态下测量,给出的含量应该被认为只是半定量的。被分析的圆形区域直径大约25毫米。穿透的深度根据元素构成而不同大约在0.1到2毫米。
  分析的结果列在表4中。

表4 X-射线荧光(XRF)分析得出的金属构成

编号 面文 重量
(克)
百分比 铅/锡
比例
婆罗洲
EM1 大港/和顺 15.66 27 56 2.8 0.48
EM2 大港/和顺 14.28 72 26 0.2 2.77
EM7 大港/和顺 10.71 10 82 0.4 0.12
EM8 大港/和顺 15.06 66 29 0.5 2.28
EM10 大港/和顺 7.95 57 42 0.1 1.36
EM12 大港/和顺 6.82 55 39 0.1 1.41
EM13 大港/和顺 6.84 46 47 1.8 0.98
EM14 大港/和顺 6.00 40 54 1.1 0.74
EM15 大港/和顺 7.62 50 46 0.1 1.09
EM16 大港/和顺 6.33 49 47 0.6 1.04
B103 大港/和顺 13.19 95 2 0.3 47.5
B104 大港/和顺 13.05 94 2 0.6 47.0
B105 大港/和顺 11.30 89 7 0.6 12.7
B106 大港/和顺 12.28 77 20 0.6 3.85
 
EM20 和顺/宝桂 6.17 22 63 4.6 0.35
EM21 和顺(大) 51.20 99 0.7 141
 
EM22 霖田/正立 12.71 16 74 2.4 0.21
EM23 霖田/正立 11.48 8.8 84 2.6 0.11
EM24 霖田/宝云 6.99 10 83 0.2 0.12
 
EM25 十五分 15.70 64 34 0.3 1.88
EM26 十五分 15.01 50 46 0.1 1.09
 
三条沟公司 13.17 26 71 0.2 0.37
 
EM27 公平交易 7.08 98 1.2 0.1 81.6
EM28 公平交易 6.23 93 6.4 0.1 14.5
EM29 一本万利 4.56 97 0.9 0.1 108
EM30 一本万利 4.83 95 4.1 0.1 23.2
EM31 永兴合利 5.93 96 3.3 0.1 29.1
邦加岛
EM32 清风明日 6.00 12 78 0.1 0.15
EM33 京兆 4.18 4.5 88 0.1 0.05
清风明日 6.21 17 74 0.1 0.23
‘B’开头编号的是属于荷属东印度军队博物馆的藏品,无编号的是属于私人收藏的藏品。

婆罗洲
  首先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这些钱币的成分为铅锡合金,大约半数的研究对象的主要金属元素是铅而不是锡。这与关于这些钱币的文献中总是将其看作由锡制成相矛盾,虽然Netscher及van der Chijs在其附录中将这些钱币标为铅质,但是在正文中他们还是将这些钱币描述为锡币。考虑到铅是一个主要组分,并注意到在婆罗洲西部沿海并没有发现大量的铅,因此铅一定是进口的。锡也同样如此。因为铸造这些钱币曾使用了带木框的铅质模具,很显然并没有发生铅的短缺[42]。看一看这其中几类钱币的金属成分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大港公司
  从最多的一组EM藏品的10枚大港公司来分析,显示了铅锡比例的显著不同。较轻的几枚 (第10-16号)的铅锡比例范围从0.74到1.41,而四个较重的(第1,2,7和8号)则有更大的不同(0.12-2.28)。两枚以铅为主要成分而另两枚是以锡为主。第7号则是所有研究的大港公司钱币中含锡最高的。有趣的是,一些荷属东印度军队博物馆藏品的分析结果非常相似:较轻的钱币的铅锡比例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内(0.77-2.59),而较重的则有比较大的范围(0.75-47.5)(完整的结果将另行出版)。更大的重量很明显并不和含铅量高有关。

和顺公司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两枚和顺钱币中的一枚以锡作为主要元素而另一枚则是铅。而且,更小的那个与另一个不同含有相当比例的钢和铝,含量分别为4.6和7.0。后者是特别异常的。一般来说,样品受到污染时发生高比例的铝通常伴随着高比例的硅,硅铝比例范围在1到2之间。因为这一枚的硅含量是1.6,铝似乎不太可能是样品污染的结果。这也许说明这是现代仿造,但并未发现现代伪造的铅质钱币中常见的锑的事实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霖田公司
  霖田公司的三枚具有高锡含量而且在铅锡比例上显示了合理的一致性。这方面除了第7号它们与其他的大港公司钱币明显不同。有理由怀疑第7号是否是1825年霖田公司被强制联合到和顺联盟后在其地域铸造的。

十五分公司
  考虑到十五分公司这两枚的铅锡比例,它们更类似于大港公司钱币。

三条沟公司
  三条沟公司这枚是来自于私人收藏[插图7],锡是它的主要元素,铅锡比例为0.37。(重 13.21克、直径 31.1毫米、厚度 3.6毫米)

无公司名称
  这些较轻的钱币(第27-31号)含铅高达93到98%。如前所述,可能还是象Faber那样将它们认为是赌博用的筹码比较合适。

邦加岛
  正如猜想的那样邦加的两枚主要含有锡。另一枚邦加钱币属于一个私人收藏[插图11],有非常相似的铅锡比例(重量 6.21克、直径 31.0毫米、厚度 1.7毫米)。

结论
  随着有限数量的钱币被准许分析,我们终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矿工在婆罗洲西部沿海不仅组成公司占领不同的领地和发行不同的硬币,而且明显在硬币原料上使用了不同的铅锡组分的合金。其中的一部分,霖田公司也许还有三条沟公司,使用以锡为主要成分的铅锡合金。另一部分,并不归于一个特定的公司,也许是用作赌博筹码之用,以铅作为主要组分。最大的公司大港可能是由于其通过战争占领的大片领地,制造的钱币组成介于两者之间。如果可以分辨出正式发行与非正式发行的钱币,通过金属构成的分析或许可以把这些钱币更加清楚地分类,只是在当前还无法完成。

插图

[1]大港公司/和顺(EM 10,保管编号3332)

[2]大港公司/和顺(H3594,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3]和顺公司/宝桂(EM 20,保管编号3338)

[4]霖田公司/宝泉(EM 24,保管编号3335)

[5]和顺公司/光背(EM 21,保管编号13965)

[6]十五分公司/利用(EM 25,保管编号3339)

[7]三条沟公司/正立(私人收藏)

[8]公平交易(EM 27,保管编号3315)

[9]一本万利(EM 30,保管编号3316)

[10]永兴合利(EM 31,保管编号3314)

[11]清风明日(私人收藏)


致谢
  作者要感谢民族博物馆的管理者F. Ross博士,感谢他提供机会研究和拍摄大量的钱币。同样还要答谢以下各位提供他们藏品中公司钱币的信息: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管理者N.Ivotchkina女士、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D.Abdulkarim博士、W.L.S.Barrett先生(加拿大)、O.Remmelts先生(荷兰)以及J.van Oostveen先生(荷兰)。作者还要感谢P.E.T. van Keulen先生和J.G.W.Bressers先生技术协助准备附图。


使用的缩写:EM,民族博物馆; BSAS,巴达维亚艺术和科学学会; NBG,巴达维亚艺术和科学学会执委会议记录; TBG,东印度语言、国家、人民知识画报; VBG,巴达维亚艺术和科学学会文集
[1] J.C.Jackson,《18世纪邦加岛的矿业》,太平洋观点10 (1969),第28-54页
[2] E.Netscher and J. A. van der Chijs,《荷属东印度钱币》,VBG 31(1864)
[3] J.J.M. de Groot,《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海牙,1885)
[4] T.Harrisson and B.Harrisson,《文莱的石堡》,沙捞越博物馆杂志7 (1956),第283-319页
[5] J.C.Jackson,《西婆罗洲金矿地域的华人》(赫尔大学地理论文No.15,1970)
[6] S.H.Schaank,《打劳鹿的公司情况》,TBG 34 (1893),第498-612页
[7] P.J.Veth,《婆罗洲西部》 (沙波梅尔,1854).
[8] C. J. Temminck,《荷属东印度群岛概览》 (莱顿,1847),第二卷
[9] H.C.Millies,《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本土货币的研究》(海牙,1871)
[10] 同脚注2
[11] J.W.Stephanik,《荷兰及殖民地历史钱币藏品目录》(阿姆斯特丹,1888)
[12] BSAS的 1860年3月3日会议记录。请求邦加岛的Bleeker先生提供邦加岛锡币的信息。 TBG 10 (1861),第22页
[13] BSAS的 1862年8月2日会议记录。由蒙托克的J.G.Albrecht先生捐献6枚邦加岛钱币。 NBG 1 (1864),第160页
[14] E.Netscher,《三发华人钱币》 TBG 3 (1854),第24-25页
[15] E.Doty and W.J.Pohlman,《1838年秋从三发经打劳鹿到坤甸及邻近的华人和达雅克人居民点的婆罗洲旅程》,中国知识库8 (1839),第283-310页
[16] J.H.Lockhart,《远东货币》(香港,1895),第1238-1241号
[17] S.Singh,《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文莱钱币》(科伦坡,1986)
[18] W.Shaw and M.K.Ali,《北马来亚钱币》 (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科伦坡,1971)
[19] BSAS的 1873年11月4日会议记录。由坤甸的P.D.Vreede先生捐献西班牙银币的切割币。NBG (1874),第140页
[20] 同脚注14
[21] S.H.Schaank,BSAS的 1889年10月1日会议记录。NBG 27 (1889),第126-129页
[22] 同上
[23] E.B.Kielstra,《婆罗洲西部地区历史的投稿》东印度手册11 (1889),第342-343页
[24] 同脚注2,第32页
[25] 同脚注2,第217页
[26] 照片由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N.Ivotchkina 女士提供
[27] J.A.van der Chijs,《巴达维亚艺术和科学学会钱币藏品目录》(巴达维亚,1896).
[28] H.S.Schaank,BSAS的 1896年2月4日会议记录。NBG 34 (1896),第13页
[29] BSAS的 1895年11月5日会议记录。NBG 33 (1895),第117页
[30] 同脚注21,第127-128页
[31] 同脚注6,第556页
[32] 同脚注6,第557页
[33] 同脚注17,第168页
[34] P.M.van Meeteren Brouwer,《1740-1926婆罗洲西部华人地区的历史》,东印度手册2 (1927),第1057-1100页
[35] 同脚注2,第216页
[36] 同脚注6,第525页
[37] 同脚注21,第75页第158号
[38] A.A.Remmelts,《中国花钱》(阿姆斯特丹,1968).
[39] R.Wicks,《东南亚本土钱币概览》(博士论文,康奈尔大学,1983).
[40] 同脚注1,第36页
[41] R.Jenkins and J.L.de Vries,《实用X-射线分光学》(施普林格,纽约,1975).
[42] 同脚注2,第217页